2023 年，我說「數位內容已死」。

2026 年，我想回來說：對不起，我錯了。「數位內容不死」。

三年前，2023 年初，ChatGPT 才剛從一個冷僻的 OpenAI 內測產品炸開成全民現象，我在《數位時代》寫了一篇〈ChatGPT 可騙倒教授？AI 直逼人類大腦，純數位內容死期將近？〉。

當時我的判斷很直接：

AI 是最會偷的藝術家、內容雅賊、藝文大盜。 2022 年以前的創作者收攬了最後一袋黃金。

我那時感覺，純粹數位的創作將難以再產生新的價值——AI 太會模擬、太會把人類所有過去的內容組裝重排，產出像班上最會讀書、什麼題都不會錯但也不會驚豔的那種學生作業。我預言「往後的創作將要緊跟著『人』」：唱歌、跳舞、肢體交疊、料理食材，所有機器能讀取、感應、組裝的一切，都將難再創造新價值。

那段話我到今天還是相信七成。

但有三成，我現在想收回來。

三年後，我看見一件相反的事

讓我用一個畫面說明這個改變：

旅遊的 YouTube 影片，不會讓人看完就不想出國。

事實上完全相反——那些把京都晨間嵐山、冰島冬季北極光、京畿道首爾巷弄夜市拍得美死人的 vlog，讓更多人想親自去。當一個有意思的事物被更多人看見、被解構、被攤平給所有人理解，它不會貶值，反而會擴張市場。

AI 對知識做的事，跟 YouTube 對旅遊做的事，可能是一樣的。

ChatGPT、Claude、Gemini 把人類所有的知識解構、攤平、塞進一個你可以隨時對話的小窗口裡——每一個人都像是住在一座圖書館裡。

過去，知識是稀缺的、是付費的、是要去大學門口才摸得到的；現在，連我家裡那個高中生，只要願意打字，就能跟人類過去 2,000 年所有書本的菁華對話一個下午。

我以為這會殺死人類對「深入學習」的興趣——畢竟手指一動就有答案了，誰還要花時間？

我錯了。

實際發生的事，是人們開始發現知識本身的趣味。當你可以三分鐘理解海森堡測不準原理，你會更願意花三天讀完一本量子力學的科普書；當你可以五秒鐘知道宋朝的稅制，你會更想去博物館看那個朝代的瓷器；當你可以一夜讀懂一篇法律意見，你會更願意走進法律的世界，看那些案例怎麼長出來。

AI 沒有取代人的好奇心。AI 把好奇心的入口降到了零成本。

而入口免費，意味著進來的人會更多。進來的人多，下游就有人願意付錢——付錢給更深的內容、付錢給更專業的解讀、付錢給能帶他走進現場的人。這反而會創造出更多知識內容的產出者與工作者。

我 2023 年看見的是「內容會通膨、會貶值」。 我 2026 年看見的是「內容會分層、會分流」——表層被 AI 大量複製、稀釋；中層被 AI 整理、攤平；但底層、最深的那層，反而因為前兩層的引流，會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值錢、更有人願意鑽研。

數位內容沒死。它只是從「內容本身就是價值」變成「內容是吸引人走進更深處的入口」。

而就在我這樣想的時候——教宗發了一篇通諭

我這個感性的轉變，本來只是一個下午的閒想。

但 2026 年 5 月 25 日，梵蒂岡發布了一份文件，把同一個問題用更巨大的尺度、更古典的語言、更宗教性的視角，公開拋給全人類。

那就是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任內第一篇通諭—— 《偉大的人類》（Magnifica Humanitas）。

通諭（Encyclical）在天主教會裡是教宗最高層級的公開教導文件之一，通常處理時代最迫切的議題。良十四世選擇把第一篇通諭——他任內的代表作開場白——獻給 AI 時代下的人類尊嚴。

而且發布會上他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邀請了 Anthropic 共同創辦人 Chris Olah 同台演說。Anthropic 是目前世界頂尖 AI 公司之一，Olah 以「機制可解釋性」（mechanistic interpretability）研究聞名——他做的事，是把 AI 模型內部那團黑盒子剖開，試著看裡面到底在想什麼。

教宗為什麼要邀請一個 AI 公司的創辦人同台？因為他要傳遞一個訊號：這份通諭不是教廷單方面對外的道德譴責，而是宗教與科技領袖之間的對話開始。

Olah 在台上說了一句很重的話——他指出，現代 AI 模型不是被「設計」出來的，是被「培育」出來的（grown）。它不像橋樑或飛機可以一塊一塊計算每個零件，它更像一棵在巨大的人類語料上長出來的東西。連訓練它的人，都還對它充滿神祕感。

所以治理 AI，已經不是工程問題，而是人文、宗教、哲學、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而教宗的通諭《偉大的人類》就是在這個位置切入。它討論：

• 我們這個時代要蓋的，是又一座巴別塔（Tower of Babel）？還是一座人神共居的城？
• 在科技力量越來越集中於少數私人企業手裡的時代，怎麼維護人性尊嚴？
• AI 被嵌入自動化武器系統這件事，全世界應該怎麼辦？
• 工作、真理、自由——在數位轉型的洪流中，這些核心價值如何守住？

當我讀到通諭裡這幾句——

“Never has humanity had such power over itself.” （人類從未對自己擁有過這樣的權力。）

“Where are we going? Toward what goal do we wish to orient ourselves? What direction should we choose as a people and as a human community?” （我們要往哪裡去？我們希望朝什麼目標前進？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人類共同體，應該選擇什麼方向？）

我突然發現——通諭也好、我的 blog 也好，我們其實在問同一個問題：

AI 把世界攤平了之後，人類接下來想做什麼？

通諭給的回答，是用聖經的兩個畫面對比：巴別塔——人類想靠自己的力量蓋到天上，結果語言混亂、四散；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人類在尼希米的帶領下，分工、共同重建，每個人守自己那一段。

良十四世的態度很清楚：AI 不是敵人，但 AI 如果脫離了「為共同利益而建造」這件事，就會變成新的巴別塔。

而我這個科技立委、研究者、agent 開發者讀完，我的感想是——

數位內容不死。AI 不死。但人類也不該死。

我們三個都活著走進下一個時代，比較精彩。

接下來：通諭全文翻譯（中譯版）

下半段我把通諭全文逐段翻譯成繁體中文，採用教廷既有翻譯風格（參照《願祢受讚頌》《眾位弟兄》等先例的用語）。

⚠️ 重要聲明：

本翻譯僅供參考。教宗良十四世《偉大的人類》通諭發布於 2026 年 5 月 15 日，截至本文發布日，梵蒂岡尚未公布官方繁體中文版。等正式官方翻譯出爐後，我們會置換掉這份版本。若您發現本翻譯有不適切或誤譯之處，敬請來信告知，我們會立即更正。

原文連結：Magnifica Humanitas (vatican.va, English)

教宗良十四世《偉大的人類》通諭

論在人工智慧時代守護人類的尊嚴

Magnifica Humanitas 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2026 年 5 月 15 日

引言

1. 由天主以其全部偉大所創造的人類，今日正面臨一個關鍵的抉擇：究竟是要建造一座新的巴別塔，還是要建造一座天主與人類共同居住的城。每一個世代都繼承了塑造自己時代的任務，引導歷史成為一個守護每一個人尊嚴、推動正義、實現兄弟情誼的場所。然而每一個時代也都冒著建造一個更不人道、更不公義世界的風險。每當人類面臨損毀自身真實身分的危險，我們基督徒便仰望那降生成人的天主，深知「唯有在道成肉身的奧蹟中，人性的奧蹟才能真正彰顯」¹。在耶穌基督裡，人性以其全部的偉大成為道路、真理與生命，為我們每一個人開啟了走向圓滿的道路。

2. 我們建基於基督這塊活石之上，體驗著聖神強而有神祕的行動，並深信每一份為與祂合作行善的真誠人類努力，都將蒙天父——我們所仰望的——的祝福。為此，我們可以勤勉地投入每一項建造更公義世界的行動，並召喚他人共同促進每一個人的整體發展。我們願意與我們這個時代所有的男女進行對話，因為我們與他們分享著人類的事件、問題與渴望²。我們願意與他們一同探索促進共同利益、為所有人提供有尊嚴生活的新途徑。事實上，開放對話是教會使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會在基督內被建立為「人類與天主共融、以及全人類合一的聖事」³，她將歷史視為福音挑戰並指引人類經驗的場域。

3. 本著這份精神，教宗良十三世於 1891 年發布了《新事》（Rerum Novarum）通諭。我們今年滿懷感激地慶祝這份文件 135 週年。藉著那份文件，我所敬愛的前任為對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反思——也就是如今所知的「教會社會訓導」——奠定了動能。當有人反對說，教會不應該將精力浪費在世俗事務上，而應該專注於傳達永生的訊息，良十三世以務實與智慧回應：福音的宣講不能忽視人們具體的生活⁴。自那時以來，數十年已經過去，教會訓導當局、牧者、神學家與信友持續就社會議題在福音之光中進行反思。今日，教會社會訓導是一份智慧的遺產，我們在其中找到思想的原則、分辨與判斷的準則，以及具體的行動方針。它建基於聖經與聖傳，並與各門學科對話，幫助我們清晰地解讀當前的挑戰，並找出以喜樂之心、服務世界的方式，活出明確的基督徒見證。它不是一堆死板的概念，而是一個守護並詮釋人類圓滿與正義生活召叫的活的真理體系。為此，我願意把自己的聲音加進這個生生不息的傳統，懇求那位從天地之始便居住於世的智慧之神（參閱：箴 8:22–31）的幫助。

我們時代的「新事」

4. 當良十三世在他的時代談論「新事」（rerum novarum）時，今日我們不能只是重複他富有洞察力的教導。相反地，我們必須祈求天主賜下智慧，去詮釋這個時代的重大趨勢，特別是科技的進展。近年來，數位化、人工智慧（AI）與機器人技術正以何等迅猛而深刻的方式改造著我們的世界，已經越來越顯而易見。科技本身不應被視為與人類為敵的力量。相反地，科技自始至終都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是「一個深深屬於人性的事實，與人的自主與自由相連」⁵。歷經數個世紀，科技的發展顯著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條件。但與此同時，每一個進展階段也揭示了工具的曖昧性——當工具不指向善的時候，它能造成傷害。然而今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新的處境。新興科技的力量與普及，已經編織進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塑造著決策過程，深深地影響著集體想像：「人類從未對自己擁有過這樣的權力。」⁶ 新科技開啟的視野延伸到可以想像但尚不能完全預測的方向。這使得評估它們對個人尊嚴與共同利益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與長期效應，變得格外困難。

5. 現在輪到我們以清晰的思維與責任感面對我們時代的挑戰。我們有必要建立適當的監理工具，以維護正義並抑制科技權力所造成的扭曲效應。但這個議題不僅止於監理。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警告的，我們必須務實地問自己：今日是誰握有這份權力？他們又是如何使用？「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核能、生物科技、資訊科技、對我們自身 DNA 的知識，以及我們所獲得的許多其他能力⋯⋯已經讓那些擁有知識、尤其是擁有經濟資源去使用這些能力的人，對整個人類與整個世界擁有了一種令人震懾的支配力。」⁷ 過去，引導與指揮創新主要是國家的責任。然而今日，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是私人——往往是跨國的——機構，他們所擁有的資源與介入能力，已經超越了許多政府。科技權力於是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主要是「私人」性質的樣貌，這使得我們要分辨、治理、並引導這份權力走向共同利益，變得更為困難。

6. 為此，有必要展開一個共同分辨的歷程，去辨識當前各項轉變的精神與文化根源。如果我們只關注偶發事件，就會讓接踵而來的緊急狀況決定我們前進的方向。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快速轉型的階段——一個「時代的轉變」——其中，有些人正在競逐新科技的未來，有些人致力於對這件事的反思，而大多數人只是在觀望與等待，從遠處看著，並僅僅期待最好的結局。正因如此，幾個決定性的問題不能再迴避，必須擺在我們的良心面前：我們要往哪裡去？我們希望朝什麼目標定向？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人類共同體，應該選擇什麼方向？

兩個聖經圖像

7.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並分辨如何負責任地航行於 AI 的時代，我願意喚起聖經中的兩個場景：巴別塔的建造（參閱：創 11:1–9）與耶路撒冷城牆的重建（參閱：厄 2–6）。巴別塔的故事出現在《創世紀》的開頭，就在挪亞諸子的族譜之後，緊接著人類的起源。在息納爾平原定居之後，眾人決定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頂高入雲霄」（創 11:4）的塔。由於擔心被分散在地面上，他們想為自己確保穩定與權力，最重要的是「為自己揚名」。那是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壯舉：一種語言、一種科技、一個方向。然而，這個計畫隱藏著深刻的危險。它是一個沒有把天主放在眼裡而構想出來的計畫，建基於一種消除多樣性、用同質化取代共融的一致性。當一座城是建在驕傲與自給自足的主張之上，溝通就會崩解，語言會被混亂，人與人不再相互理解。結果不是合一，而是離散。巴別塔因此揭示了任何源於自我肯定、為效率犧牲人性尊嚴、想不靠天主祝福而抵達天國的努力——無論多麼宏偉——所有的極限。

8. 反之，《厄斯德拉下》（《尼希米》）一書展開於以色列古代歷史中一個極端脆弱的時刻。巴比倫流亡之後，部分以色列子民回到了耶路撒冷，但城仍是廢墟，城牆塌陷、城門被燒。在這片荒涼之中，尼希米——身為流亡末期波斯朝廷的一名酒政——感到深深的痛苦，並決定回去重建那座城。然而那是與巴別塔截然相反的計畫：不是一個爭奪天國的個人壯舉，而是一份服務社群的工作；不是為了揚自己的名，而是為了讓人民得以重新有尊嚴地共同生活。尼希米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祈禱、聆聽現實、評估資源、辨明需求。他依靠每一個人的合作；他將工程細分，使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團體都能為自己城牆上的一段負責。重建的工作在反對與威脅之下進行，但因著祈禱、警覺、以及全民同心同力，工程終得完成。尼希米的城牆不是一座要與天主競爭的塔，而是一個能讓共融重新可能的家。

第一章 忠於福音的動態進路

17. 在本章中，我打算綜合地呈現教會的社會訓導如何在近代的教宗訓導以及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中逐漸成形，以彰顯其動態的特質。事實上，在每一個時代，「新事」（res novae）都要求這份教導在啟示真理之光中回應歷史性的問題。在這方面，人工智慧也不應僅僅被視為又一個有待研究的主題、或一項需要管理的危機，而應被看作是一種從內部挑戰社會訓導各項範疇的發展，呼喚這些範疇在忠於福音的前提下進一步發展。

18. 然而，這個概覽若是在反思各位教宗及其最重要文獻的貢獻之前，沒有先釐清若干關於教會如何在歷史中存在、如何與世界發生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會顯得不易理解。若不這樣做，社會訓導恐將被誤解為對「世俗」事務的不當干預，或被看作是一套由上而下、外加的倫理規範。實際上，社會訓導源自於一個與人類同行的教會——這教會承認塵世現實的自主性，並承認教會團體與政治團體之間的區分。事實上，正因如此，教會才致力於服務共同利益。

在人類歷史中前行的教會

19. 教會在世界上臨在，作為整個人類大家庭合一的標記。她視今日的問題與挑戰為當前的處境，在其中履行她聆聽、對話與服務的特殊聖召，並對當代男女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作出回應。這份對人們生活的參與，幫助教會愈來愈清楚地理解到，她的使命具有歷史的廣度，並包含一份對社會關係建構方式的責任。為此，她不能視自己為形塑社會之種種力量的局外人。相反，教會主動參與社會成長與組織的過程，並為建立一個更公義、更兄弟相愛的社會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教宗方濟各曾強調教會使命的這項歷史向度：「沒有任何人可以要求把宗教關進個人生活的內心聖殿，使之對社會與國家生活毫無影響，使之對公民制度的健全漠不關心，使之沒有權利就影響社會的事件發表意見。」⁸

20. 教會的聖召與職責是要在歷史的具體情境中陪伴人類，這引導她承認塵世現實擁有其本有的特質與秩序。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在牧職憲章《論教會在現代世界》（Gaudium et Spes）中以特別精確的方式表達了這項原則——我們以感恩之心在 2025 年 12 月 7 日紀念並慶祝了該文獻的六十週年：「如果『塵世事務的自主性』是指受造之物與社會本身擁有其自身的法則與價值⋯⋯那麼這項對自主性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⁹ 這項肯定顯示，受造界帶有一份原初美善的印記，而我們人類的眼光必須予以保存、培育並使之臻於圓滿。在這方面，教會以一種有助於從深度上詮釋現實的方式呈現自身。她以謙卑而堅定的態度，支持那些促進每一個人的尊嚴、團體的凝聚以及眾人福祉的選擇。教會因此與世界並肩而立，卻不凌駕於它之上，好讓聖神持續在人類心中所支持的那份公義與和平的許諾，能在人類的每一項努力中結出果實。

21. 由於承認天主在歷史的展開中維護男女的自由，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肯定了教會團體與政治團體之間的區分，強調兩者必須在充分自主的情況下運作。教會在世界上的臨在，也透過她與公民社會及公共機構的關係而表達出來。教會在與這些機構互動的同時，承認社會與政治現實的價值，並尊重它們特定的職責，支持一切有助於個人福祉、強化社會結構的事物。教會不主張取代屬於國家的職能。相反，她敬重那些服務共同利益的人，並堅定地承認公民機構在社會中所擔負的責任。同時，託付給教會的使命促使她去回應我們時代男女真實的痛苦。這份親近並非源於取代公民機構的意圖，更不是源於對其工作的隱含批評。相反，它源於福音的愛德，這愛德推動教會去親近人類的傷口——每當這些傷口以更嚴重的方式浮現時。當教會介入時，她是仿效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榜樣，以審慎與親近的態度行事，深知出於緊急必要的事不能成為常規，也不能取代屬於公民團體的制度性職責。

22. 從這雙重的承認——即塵世現實的自主性、以及教會與政治職權範圍的區分——出發，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理解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為教會與世界的關係所定下的方向。《論教會在現代世界》提醒我們：「整個天主子民的職責，特別是牧者與神學家的職責，是聆聽並分辨我們時代許多的聲音，並在天主聖言之光中加以詮釋，好使啟示的真理能更深入地被滲透、更好地被理解、更恰當地被呈現。」¹⁰ 聆聽這「許多的聲音」絕非僅是一項社會學的操作，而是要求屬靈的分辨。在聖神的引導下，天主子民漸漸學會在文化與社會的轉變中辨識基督臨在的標記——基督前來並引導歷史走向圓滿——同時也辨識那些遮蔽祂面容的偏差。如此一來，啟示真理的核心並未改變，而是被明朗化、並被當作引導具體選擇的活生生標準，激發個人與團體皈依的道路，推動結構性改革，並在公共生活中支持新形式的福音見證。歷史於是被理解為教會讓聖神教導她認識福音之人性化力量的場域之一；而她也在其中學習發展自己的訓導，以服務每一個人的尊嚴與所有民族的福祉。

天主聖言的智慧與人文科學的對話

23. 教會視所有真誠尋求「真、善、美」的人為旅途上的同伴，並視他們為在捍衛每一個人的尊嚴、以及照顧受造界上的「珍貴盟友」¹¹。教會採納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牧靈進路——這進路邀請我們聆聽、分辨並詮釋時代的徵兆——並在聖言智慧的光照下，不畏懼與人類知識相遇。事實上，天主聖言提供可靠的標準，用以建立公義的道路，開啟民族之間和好與和平的途徑。當需要將這些標準應用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複雜情況時，哲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這些學科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與分析文化、經濟與政治的動態。聖若望保祿二世曾提醒，教會歡迎社會科學的貢獻，以便「從中汲取具體的洞見，以協助她履行訓導的職責。」¹² 與這類知識的對話，並不削弱福音的力量。相反，它使我們得以更清楚地辨識什麼能真正促進個人與團體的生命。沿著這一視角，教宗方濟各強調，在處理許多具體問題時，教會並不主張提出「定論」¹³，而是承認聆聽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並鼓勵專家之間進行嚴肅、誠實的辯論，同時歡迎多元的意見。

24. 受到福音與人類知識之間這份富有成果的對話所滋養，教會逐漸發展出她的社會訓導，在歷史中培育出一份明智的傳承——這份傳承以根植於基督徒對人之理解的神學與人類學的一致性為特徵。正因為這份傳承源自信仰與相應的現實觀，它並不等同於一套技術解決方案的彙編，也不是一種要與其他模式相抗衡的經濟或政治模式。相反，它屬於另一個層次¹⁴——亦即引導對事件之詮釋、並維繫對歷史進程及其所引發之選擇的福音性理解的那些原則。社會訓導的本有功能正在於此：它不主張取代政治或機構的職責，而是作為集體分辨的基礎自我呈現，幫助我們認識並推動凡是有益於人的尊嚴、團體活力與共同利益的事物。

作為共同分辨的社會訓導

25. 體認到真理是一份應該分享的恩賜、而非可以壟斷的所有物，這份體認使教會脫離了去尋求那種以權力為基礎之臨在方式的誘惑。為了重新發現以溫和方式宣講真理、而非強加真理的福音進路，聖若望保祿二世邀請我們誠實地省察那些「在追求真理的名義下，對不寬容、甚至使用暴力屈從讓步」¹⁵ 的時刻。在同樣的脈絡中，我也再次重申，教會「並不主張獨佔真理」¹⁶，因為真理不是一塊有待捍衛的領土，而是有待分享的善。教宗方濟各也以他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時間大於空間。」¹⁷ 最重要的不是佔據權力的位置或捍衛文化的堡壘，而是啟動良好的進程並讓它們成熟。如此一來，福音的真理不是由上而下強加的，而是隨著時間在生命、團體與文化的具體交織中成長。這不是一種懼怕多樣性的真理，相反，它接納並引導多樣性。它並不消除衝突，而是轉化衝突，重新聯合歷史傾向於分散的事物。這個概念也可以用一個多面向的多面體 ¹⁸ 來加以說明——在其中，福音同一的真理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來。

26. 這份對真理既一又多的開放態度，深刻地表達出教會的公教性（catholicity），因為她擁抱整個人類大家庭，同時又浸潤於各民族與各文化的具體情境之中。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提醒我們，正是憑藉這份公教性，「每一部分將自己的恩賜貢獻給其他部分以及整個教會。」¹⁹ 如此一來，教會作為整體、以及作為各個個別團體，皆因相互交流以及為達致更圓滿的共融所作的共同努力而成長。由此可見，天主子民不僅是由許多民族聚集而成，更是透過不同的職務、聖召、文化與傳統而彼此交織，每一者都被召叫去支持並豐富彼此。從這個角度出發，聖保祿六世承認，由於歷史情境的巨大差異，以為教會的社會訓導能提出一套適用於所有處境之單一答案，是不切實際的。²⁰ 為此，他邀請每一個基督徒團體以清晰與負責的態度去詮釋自己國家的現實。教會使命的普世性與其在地紮根之間富有成果的張力，是她生命的內在面向，因為她包含整個世界，同時又處理每一個處境的特定議題，將這些處境視為福音得以成形的真實場域。

27. 根據以上所述，教會的社會訓導能以更真實的面貌被理解。它不是一本有待應用的原則與規範手冊，而是一個共同分辨的歷程。它誕生於福音永恆真理與歷史問題之間的相遇。它讓自己被時代的徵兆所挑戰，並從科學、文化與人類經驗的貢獻中汲取養分。為此，當我們的弟兄姊妹的尊嚴遭到侵犯，當政治未能回應人類的悲劇，當經濟反過來對抗人，或當科學踰越其能力的限度 ²¹，教會——連同其他基督宗派與其他宗教的信徒——必須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這不是為了主宰，而是為了促進共融。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社會訓導便成為在歷史中的共融神學——在此歷史中，道成了肉身的那一位繼續藉由對話、記憶與先知性的言語而臨在。

社會訓導從良十三世到今日的發展

28. 在概述了教會如何在歷史中臨在、又如何與世界對話之後，現在我願意思考教會訓導中社會訓導的發展——這發展回應了從十九世紀至今的重大社會轉變。當然，我無法完整地呈現這份教導的全部豐富內涵；其基本原則收錄於《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之中，並已由近期的訓導文獻作進一步的闡發。我也無法系統地探討我已故諸位可敬前輩在他們的通諭中所發展的一切，特別是《願祢受讚頌》與《眾位弟兄》兩部通諭。儘管如此，我將強調若干要點，以彰顯本通諭如何延續這份傳統。我也想要強調，在這份傳統之內，關於人與社會之啟示真理的不變核心，是如何持續與一份重新煥發的能力相交織——這份能力使我們得以聆聽歷史處境並回應當代議題。我現在將回顧這項發展中的若干重要階段，從《新事》通諭所開啟的時期開始。

教會社會訓導的初期階段

29. 我們今日所稱的「教會社會訓導」，並不是現代產生的自發性產物。相反，它是接受並整理一份悠久教會傳統的成果——這份傳統包含教會對社會生活的反思，紮根於聖經、教父著作，以及中世紀和近代的神學與法律發展。雖然「教會社會訓導」這個用語是由比約十二世於 1950 年所首創 ²²，其內容卻是隨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諭，才開始以社會教導之有機整體的形式逐漸成形。面對其時代的「新事」——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衝突、勞動力的問題、以及經濟與社會的轉變——良十三世並未止步於承認動盪不安，而是視這些情況為教會牧靈使命的領域。他將其攤開於嚴格的分辨之中，在福音以及對「按天主肖像而受造之人」整全觀點之光中，闡明其原因與可能的解決之道。聖若望保祿二世將這種進路視為社會訓導的「持久典範」²³：一種典範性的實踐——教會藉之，在面對歷史變遷時，行使她省察社會現實、對之發表見解並指出尋求公義解決之道的權利與職責。如此一來，信仰永恆的內容與古老的教會智慧，便在一份既忠於福音、又能因應每一時代之「新事」而成長的活生生教導中找到了表達。

30. 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諭構成了教會社會教導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該文獻將工作與工人的尊嚴置於其反思的首位；肯定為自己及其家庭爭取合理工資的權利；承認人擁有先於資本與利潤的根本價值；捍衛私有財產及其不可或缺的社會角色；尊重工人協會；並提出社會各組成部分之間合作的形式，作為階級鬥爭心態的替代方案。因此，比約十一世將其定義為基督徒社會行動的「大憲章」²⁴，並不令人驚訝。在《新事》通諭中，教會關於人與社會生活的古老智慧呈現出一種能夠回應工業時代的新形式，並為社會訓導提供了第一個重大的系統性框架，這份社會訓導將在隨後的數十年間進一步發展。雖然良十三世所描述的許多歷史條件已經改變，至少有兩項洞見在今日仍然極為切要：人類工作優先於任何僅僅聚焦於財務或生產力之心態的首要性——隨之而來的是對那些最容易遭受剝削的人和家庭的關注——以及宣講福音與追求更公義之社會秩序兩者之間不可分割的連結。為此，《新事》通諭持續提醒我們：沒有任何真實的福傳工作，不會同時影響到人類社會的結構。

31. 比約十一世的《四十年》通諭於 1931 年發表，適逢《新事》通諭四十週年，當時全球正處於一場重大經濟危機的高峰，標誌著教會社會教導的進一步發展。它不僅僅止於處理「勞動力問題」，更將其焦點擴及整體經濟與政治秩序的結構。該通諭譴責經濟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批評不受限制的競爭、以及那些削弱個人自由與責任的集體主義方案；強烈肯定工人結社的權利；並重申工資不僅應與工作績效成比例，也應與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相符。在此框架中，比約十一世系統地闡述了輔助性原則——這項原則後來成為社會訓導的基石之一。根據這項原則，凡是個人、家庭、中間性組織與地方團體能夠完成的事，就不應由更高層級的權威來代行。除了這些貢獻之外，在他訓導當局的各項介入中——從《Non Abbiamo Bisogno》與《Mit Brennender Sorge》到《Divini Redemptoris》等通諭——比約十一世清楚地重申私有財產的社會角色，並譴責那些貶低人的尊嚴、扼殺社會生活、將國家抬高到超出其應有價值、以及按種族進行歧視的極權主義形式。他的社會教導中至少有三項洞見在今日仍特別切要：意識到不義不僅關乎個人行為，也關乎經濟與制度結構；輔助性原則的重要性——它呼籲強化結社與團體的網絡，同時避免進一步的權力集中；以及工作的尊嚴、公平報酬與家庭過著有尊嚴生活之真正可能性三者之間的連結。

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慘脈絡、以及隨之而來的重建年代裡，比約十二世的教導對社會訓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聖誕廣播文告尤其如此——在其中，他勾勒出一個基於正義、和平與人類尊嚴之承認的國際秩序框架。在這些文告中，教宗提出與社會的對話，其依據是訴諸自然法——將其理解為一套先於個人與國家利益的客觀原則，且必須規範各國的內部生活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比約十二世也將決定性的角色歸於職業協會、勞工工會以及各種中間性組織在經濟與社會秩序中的地位。他承認這些有組織的社會形式是維護公民秩序平衡與保護共同利益不可或缺的保障。他肯定健全法治的必要性，以防止權力的濫用，並承認民主作為確保權威適當運作的一種方式。同時，他警告任何試圖以效用或武力為基礎來建立法律的企圖，提醒我們，一個由最強者之利益主宰的國際秩序，會使較弱小的民族暴露於壓迫之下，並從根本上破壞國與國之間的信任。最後，比約十二世指出各國之間深刻的經濟失衡是助長衝突的因素之一。²⁵ 對於我們今日的時代——這個時代正受到新形式的全球權力與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所標記——以下三項指導方針仍特別具有意義：法律必須優先於利益的需要；意識到經濟差距是緊張與暴力的溫床；以及一個能在個人與國家之間扮演中介的結社網絡的必要性。這些指導方針持續提供重要的標準，使社會訓導得以詮釋全球化的動態，並推動一個更公義、更和平的國際秩序。

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歲月

33. 教會社會教導的新階段隨著聖若望二十三世而開始——他更強調社會議題的全球向度與權利的語言。在《慈母與導師》通諭中，他將基督信仰呈現為一道能將天與地結合起來的光。他提醒，雖然教會的首要使命是聖化與宣講永恆的事物，但她並不忽視人們日常生活的具體需要，並關注每一項真實的人性益處。²⁶ 基於這份對人性的整合視野，若望二十三世強調，社會生活需要在公民與群體的主動性——他們蒙召組織起來並一同工作——與國家行動之間取得平衡；而國家必須協調並提供支持，卻不能扼殺個人的自由與責任。為此，他將注意力轉向公平的工作報酬、工人的參與以及各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數年後，在《和平於世》通諭中，若望二十三世首次不僅向信友、也向所有善意之人發言，有機地將人的尊嚴與基本權利及義務的承認連結起來，並為社會——包括國際層面——提出了一個以真理、正義、愛德與自由為基礎的方向。²⁷ 在當今這個以普遍衝突與新形式之全球相互依存為標記的時代裡，他思想中的以下面向仍特別具有意義：他訴求的普世視野；他對人權作為共享框架的指涉；以及他堅信，持久的和平有賴於那些受每一個人之尊嚴所啟發的制度與民族之間的關係。

34. 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標誌著教會在當代世界中自我理解的轉捩點。在牧職憲章《論教會在現代世界》中，大公會議呈現了一幅貼近人類、與世界相互投入並致力於反思歷史處境之具體現實（而非抽象概念）的教會圖像。該文獻處理婚姻與家庭、經濟與社會生活、政治團體、戰爭與和平等重大議題。它堅持，唯有當經濟與制度的結構服務於人的整體發展、並推動所有人負責任的參與時，這些結構才是公義的。²⁸ 這份大公會議文獻對教會社會訓導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為主題性反思開啟了視野，也在於它的分辨方法——這方法邀請我們在福音與人類專業知識的引導下詮釋歷史的變遷。這種進路顯示，與世界對話對教會而言不是一種戰術性的選擇，而是她使命的具體表達，因為福音如同酵母，能從內部轉化社會的結構，並開闢通往一份更偉大人性的道路。《人性尊嚴》宣言可以納入同一脈絡。在此，大公會議承認，宗教自由是一項以人性尊嚴為基礎的基本權利，必須由法律加以保障，以免人們被強迫違背自己的良心、或被阻止以私下或公開的方式尋求並宣認真理。²⁹ 這項原則在今日極為切要，並繼續為社會訓導提供決定性的標準，以保護個人並建立多元而和平的社會。

35. 在聖保祿六世的任期內，浮現出一種不僅僅被簡化為「沒有戰爭」的和平理解，而是在整體人類發展的範圍內取得其形貌的和平觀。在《民族發展》通諭中，他將發展描述為從較不人性的生活條件，轉變為較有人性的生活條件。他進一步將之理解為一個關乎「每一個人以及全人」³⁰ 的過程，亦即關乎人的每一個向度、以及所有人毫無例外。為此，保祿六世得以肯定，這樣理解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和平的新名字」³¹，因為它旨在剷除不義與衝突的根源，並為所有人創造更有尊嚴生活的機會。「正義與和平宗座委員會」的設立也應從這個角度來看——它試圖在教會與國際層面上為這項洞見賦予穩固的形式，同時銘記富國與窮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以及那些真正能為所有人推動更有人性生活條件之政策的必要性。

36. 在《新事八十週年》宗座書函中——它寫於《新事》通諭八十週年之際——保祿六世將這份視角應用於後工業社會，這個社會以都市化、新形式的貧困以及快速的文化變遷為特徵，這些變遷使個人與團體的未來受到質疑。保祿六世相信，雖然福音是在一個與我們今日截然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被宣講、書寫並活出來的，但其訊息並非「過時」³²。相反，福音提供了一份關於人、關係、權威與共同利益的視野，這份視野今日仍能引導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選擇。換言之，福音之所以仍然切要，是因為它提供了在不斷變化的處境中辨識何者使人性化、何者去人性化，何者解放、何者壓迫的標準。對教會的社會訓導而言，保祿六世留下的最具挑戰性的遺產正是於此：只要世界上還有人被排除於符合人性尊嚴的發展之外，基督徒團體就不能滿足於僅僅在理論上宣講和平。相反，要從人們遭受邊緣化之處開始，必須讓福音去審判那些經濟與政治結構——一如若望保祿二世日後將會提醒我們的——它們可能變成名副其實的「罪惡結構」³³。如此一來，便不會有任何人或民族在發展的歷程中被視為可有可無。

近代的訓導

37. 聖若望保祿二世豐富的社會教導，正位於二十世紀重大意識形態體系危機與經濟全球化開端的交會點上。他的《工作通諭》（Laborem Exercens）寫於《新事》通諭發表九十年後，為對工作的反思開闢了新的途徑。它將公平工資呈現為驗證整個社會經濟體系正義性的具體方式，因為工資揭露了工人究竟是被視為一個人、還是僅僅被視為一項生產成本。³⁴ 工作不僅僅被視為一個有待處理的問題、或一種產生收入的方式，而是人的根本益處、經濟活動的原則，以及整個社會問題的關鍵。透過工作，人發揮他的自由、創造力與合作能力，為社會的文化與道德提升作出貢獻。³⁵ 有鑑於此，各種就業不穩定、零碎化的職業生涯以及自動化，不應僅僅以效率為標準來加以評估，而應與工人的尊嚴、獲得充足報酬的權利、以及真正參與社會的可能性連結起來考量。

38. 在他的《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適逢《民族發展》通諭二十週年——若望保祿二世重新審視欠發展之禍。他承認，許多旨在加速貧窮民族經濟發展、並協助其工業化進程的嘗試已告失敗，並指出世界南北方之間持續存在、實際上日益擴大的差距。³⁶ 他也譴責那些由最強大經濟體所掌控的經濟、財政與商業機制，這些機制在結構上偏袒它們自己的利益，同時扼殺較弱的經濟體；他要求這些機制必須接受嚴肅的倫理、而非僅僅是技術上的審視。³⁷ 在此脈絡中，團結互助被理解為個人、民族與國家之間具體的、共同的責任——一種朝向保祿六世所提出之「愛的文明」³⁸ 的社會友誼或政治愛德。

39. 在《新事》通諭百週年之際，《百年》通諭對蘇聯體系的崩潰、以及民主與市場經濟的興起作出了反思。聖若望保祿二世重申比約十二世的訊息：教會珍視民主，因為它保障公民有效的參與，使他們能選舉並和平地更換領導者，並防止權力被由特殊或意識形態利益所驅動的小型菁英團體所壟斷。³⁹ 同樣，教會承認市場與私人主動性的積極潛力，但條件是它們必須服從於道德律，並受團結互助原則的引導，不能為了追求利潤的邏輯而犧牲最脆弱的人。⁴⁰ 這為教會社會訓導加上了一份特別切要的遺產。對工作尊嚴、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以及對民主與市場經濟之批判性評估三者之間連結的肯定，繼續為評估新形式的剝削、排斥以及政治代表性的危機提供標準。

40. 在他的社會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中，教宗本篤十六世試圖在全球化之光中重新評估並擴展《民族發展》通諭所提出的發展概念。他指出，這樣的發展應該轉化為「真正的成長，使每個人都受益並真正可持續」⁴¹。亦即，真正具有包容性、並尊重受造界限度的經濟進步。然而，他重申，在富裕國家中新形式的貧困以及前所未有的排斥形式正在浮現，而在較貧窮地區，少數人活在消費主義的富足中，與去人性化的貧困處境並存。⁴² 此外，他觀察到，以資本與生產資料巨大流動性為特徵的新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已削弱了國家的政治權力及其影響經濟進程的能力。⁴³ 為此，本篤十六世重申，經濟活動不能僅憑商業心態的擴張就主張能解決社會問題，而必須以共同利益為其方向，而政治團體對共同利益負有其不可取代的責任。⁴⁴

41. 本篤十六世將愛德置於其分析的核心，指出愛德「是教會社會訓導的核心」⁴⁵，但條件是它必須始終與真理相結合。他也憂心地注意到，正是在社會、法律、政治與經濟領域中，存在著一種貶斥道德相關性的傾向。他貢獻的獨特之處在於指出：發展、正義、制度與市場並非中立的現實，而是「在真理中的愛德」必須找到歷史性表達的場域。這份教導今日特別切要，因為我們面對著日益擴大的不平等、金融市場的壓力、環境危機、以及對政治的信任不足。它構成一份邀請：要根據每一種發展模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與可持續性來加以評估；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重建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並要承認愛德在公共生活中之批判性與創造性的角色。

42. 教宗方濟各的社會教導沿著《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的脈絡發展，這份憲章邀請我們透過人類希望與脆弱的視角來看待歷史，並將它們帶入與福音的對話中。這份進路在《福音的喜樂》中以特別清晰的方式呈現出來——在那裡，他指出基督徒的宣講具有內在的社會向度，並要求一個能夠聆聽窮人、移民以及新形式奴役受害者之呼聲的教會。方濟各對共議性教會（「同行的教會」）的堅持也屬於這一視角——這教會在福音之光中尋求閱讀時代的徵兆，並讓自己被那些與她分享歷史的窮人所福音化。⁴⁶

43. 在《願祢受讚頌》通諭中，方濟各在一份社會通諭中首次對環境危機作出重要的系統性論述，顯示這並非一個孤立的議題，而是當代社會經濟危機的生態面向。他所提出的整體生態學，將對我們共同家園的照顧與優先選擇窮人結合起來，並強烈肯定「大地的呼聲與窮人的呼聲」⁴⁷ 不能被分開。在這份光照下，財物的普世用途被推到首位，與此同時還有對科技至上的典範——這典範試圖將一切簡化為要被支配的客體——的批判；對受到拋棄心態所威脅之人類工作的捍衛；以及世代間正義的必要性。最後，他倡議在從事政治與金融工作的人之間進行真正的對話，好讓這兩者都不會變得自我中心。

44. 面對社會結構的瓦解、「以零碎方式進行的世界大戰」、個人主義的全球化以及疫情對團體連結的衝擊，方濟各在《眾位弟兄》通諭中試圖喚醒一份夢想——一個選擇社會友誼與普世兄弟情誼的人類的夢想。他提出一種相遇的文化、一種「更好的政治」——這種政治能夠尋求共同利益、開闢和好之路，以及確保「人人都有土地、住屋與工作」⁴⁸ 的世界。最後，在《祂愛我們》（Dilexit Nos）通諭中，他指出這些重要的社會努力不能與一份與基督的個人關係分開。他轉向天主聖言，提醒我們，對耶穌聖心之愛最真實的回應，是對我們弟兄姊妹具體的愛，並肯定「沒有任何方式比這更能以愛還愛了。」⁴⁹

在信仰之光中詮釋歷史

45. 從這份歷史性的概覽來看，可以清楚地看出，教會的社會訓導並不是在書桌前構思的計畫之結果，而是一個耐心進程的產物——在這個進程中，每一位教宗——連同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都在每一個特定時代的「新事」之光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每一位教宗在面對自己時代的挑戰時，按照福音來詮釋歷史的變遷，使一份單一遺產的不同面向得以彰顯：人的尊嚴、工作的價值、財物的普世用途、團結互助與輔助性原則、對受造界的照顧以及和平與兄弟情誼的核心地位。其結果是一份雖然並非永遠線性、但卻和諧的發展——這份發展以不同的重點、漸進的洞見、以及有時是視角的轉變為標記——這些轉變並未與過往決裂，而是讓其蘊含的意義得以成熟。如果今日我們可以談論一份共同原則與標準的整體，那是因為這份對歷史的信仰性詮釋從未中斷，始終對每一個世代所提出的挑戰保持開放。我現在希望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社會訓導的偉大原則——這些原則指引信友在其個人與公共生活中的分辨——以更有效地把握它們內在的連貫性，以及引導我們時代的能力。

第二章 教會社會訓導的基礎與原則

46. 教會的社會訓導是一個與歷史、文化和科學保持對話的活生生的實在。同時，它蘊含著一組核心的、不變的真理。為此，它可以被視為一種智慧，即便在今日，也能引導信友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在這第二章中，我願聚焦於教會社會訓導的若干基礎與原則，這些將幫助我們解讀我們這個時代的「新事」，特別是在人位格固有尊嚴的視角下。為了在人工智慧的時代保護人位格，我相信今日我們必須再次反省共同利益、財貨普遍歸屬原則、輔助性原則、團結互助與社會正義。我深信，這些原則之間若要形成和諧的關係，就必須整體性地考量它們，如此才能清楚地看見它們如何彼此關聯、彼此互補。

47. 在提出這些反省時，我首要的盼望是幫助平信徒和善心人士重新發現他們的責任——在日常生活、家庭關係、工作與社會參與中實踐上述原則。如此，他們便能讓自己被一個目標所啟發：在具體的人生事件中體現天主的愛。同時，我也願鼓勵學術機構與大學為這些原則注入新的動力，並以一種與時俱進、能有效應對數位革命的方式加以應用。如此，神學與哲學的探究將能進一步深化並支援教會的牧靈旅程，並助益教會訓導的職責，即光照信友的良知，引導他們努力使我們社會的生活更加公義、更具兄弟情誼。

社會訓導的基礎

人位格：三位一體天主的肖像

48. 教會的社會訓導引領我們進入信仰的核心：那位活生生的天主之奧秘，祂在耶穌基督內啟示了自己。這位天主作為聖父、聖子與聖神三位的共融，本身就是關係中的愛，並在彼此自我的相互贈與和與世界的分享中表達出來。⁵⁰ 正如大公會議所提醒的，人位格被召喚與天主共融，並「唯有透過真誠的自我贈與，才能完全發現自己的真實面貌」。⁵¹ 事實上，人最深的召喚就是進入「領受並分享之愛」這聖三的動力之中。

49. 如果天主作為愛的奧秘是社會訓導的源頭，那麼我們在道成肉身的聖言——耶穌基督——的面容上看見其最具體的表達。天主聖子藉著成為人，進入我們的歷史，並取了人的血肉，將祂與聖父和聖神相結合的愛一同帶入。在祂身上，「人的奧秘真正彰明」，⁵² 因為祂的人性是完全自由的、向他人敞開的、能夠建立健康而美好的關係的，並承諾完全的自我贈與。凡信祂的人，都投身於那由祂的苦難、死亡與復活的奧秘所開啟的偉大革新工程，他們合作建立天主的國，學習擁抱所有男女如同兄弟姊妹、同一聖父的子女。如此，福音的宣講與基督徒生活，在聖神的行動引導下，都會在世界中產生社會性的後果。⁵³

50. 在基督徒對人位格的理解核心，存在著聖經的偉大肯定：男人和女人是按照三位一體天主的肖像與模樣受造的（參閱：創 1:26-27）。每一個人位格都是為關係而受造，天主計劃並願意他與祂、與他人、與受造界共融。人的尊嚴不取決於一個人的能力、財富或人生地位，也不取決於所做選擇的對錯；相反，它是先於並超越每個人的恩賜，由天主賦予，作為祂永不止息之愛的表達。為此，人位格始終是「教會的道路」，⁵⁴ 也是任何整體人類發展真正路徑的核心。⁵⁵

所有人類同等的尊嚴

51.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說：「對人位格尊嚴及其獨特性、以及對良知歷程應有的尊重，這種強化的意識，無疑是現代文化的正面成就之一。」⁵⁶ 這項陳述延續了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已開啟的路線，該會議曾指出人們越來越承認所有人崇高的尊嚴、他們超越物質事物的優越性，以及他們普遍且不可侵犯的權利與義務。⁵⁷ 重要的是要確保這種對人的尊嚴的日益重視，不會被當今世界新興意識形態或極具勢力的利益所遮蔽。在這些意識形態中，我認為特別陰險的是這一種：它暗示每個人都必須掙得或證明自己的價值，甚至將更大的價值歸於那些更有效率或更具效能者。從這種觀點出發，人最終淪為達成結果的手段、可供使用與剝削的資源，而不再被視為其本身就是目的、絕不應被工具化的存在。然而，人的價值並不取決於他們所達成或所生產的事物。有些權利純粹因為是人就適用於每一個人，沒有任何人類權力可以合法地否認或恣意限制這些權利。⁵⁸

52. 當我們談論尊嚴時，並非總是用同一個意思。有時我們指的是道德尊嚴，亦即一個人引導其抉擇與行動的方式。其他時候，我們想到的是社會尊嚴，這指的是一個人的生活條件以及從社會所獲得的具體尊重。在另一些情況下，我們指的是存在性的尊嚴，意指一個人對自身價值與生命價值的感知。這些尊嚴的面向可能被強化或被削弱。除了這些概念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刻、更重要的層次：本體性的尊嚴。這是每個人僅僅因存在、因被天主所願意、所創造、所愛而擁有的尊嚴。⁵⁹ 沒有任何罪、失敗、羞辱或排斥，能削減天主所願意並召喚而生的人類生命的深刻價值。⁶⁰

53. 為此，每個人根本性的尊嚴既非習得，亦非掙來，也無需證成。近期的《無限尊嚴》宣言對教會在這主題上的思想做了概括：「每一個人位格都擁有無限的尊嚴，這尊嚴不可剝奪地植根於其存有本身，並超越且勝過該位格可能遭遇的一切情境、狀態或處境」⁶¹——換言之，永遠如此，且毫無例外。正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言，⁶² 每一個人的尊嚴可被描述為「無限的」，有兩個理由：第一，召喚我們與祂結為朋友的天主之愛是無限的；第二，祂的愛是絕對無條件的，意思是，即使我們無盡地尋找，也永遠找不到任何能抹除或否認這份愛的事物。

人權的至高價值

54. 教會懷著感激之情承認：「邁向識別與宣示人權的運動，是回應人的尊嚴不可迴避之要求的最重要嘗試之一。」⁶³ 在這方面，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表示，1948 年 12 月 10 日由聯合國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仍是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最崇高的表達之一。⁶⁴ 它是「人類在漫長而艱難道路上的里程碑」。⁶⁵ 為此，從基督徒的視角來看，人權並非附加於人之外的事物，而是內在的人之尊嚴的表達，是國際社會被召喚去保護和促進的。

55. 人權是不可侵犯的，因為它們「內在於人位格與人的尊嚴之中」。⁶⁶ 因此，它們是普遍且不可剝奪的。⁶⁷ 正因為它們植根於每一個男人與女人共同的尊嚴，它們便產生實際的後果與法律效力，因為「若我們在宣揚人權的同時，卻不盡力確保尊重它們的義務——讓所有人、在所有地方、為所有人尊重之——那麼宣揚人權就是徒勞」。⁶⁸ 在這些權利之中，第一是生命的權利，從受孕到自然死亡，⁶⁹ 沒有這項權利，其他任何權利都不可能行使。當這項基本權利被否認時——如在人工流產、殺害無辜者與安樂死的案例中——我們所面對的就是教會視為嚴重錯誤的抉擇。⁷⁰

56. 環顧我們的時代，我們不能忽視這個事實：人權的保障正面臨兩個特別嚴重的危險。第一是這些權利僅以純粹形式的方式被宣告，而科技進步卻伴隨著對人的尊嚴的隱蔽或公開侵害。第二，事實上也是第一個的根源，乃是無法認識其普遍性的基礎，因為我們已經放棄了「對支撐我們抉擇和法律之堅實基礎的追尋」。⁷¹ 教宗方濟各勸告我們不要低估這最後一點。他指出，當理性認真審視人性時，它能發現適用於所有人的價值，因為這些價值來自人性本身。如果這項探究的工作被放棄，那麼今日被視為不可觸碰的權利，未來可能會被掌權者質疑或否認——也許是在從受到驚嚇或操弄的人民那裡僅取得表面共識之後。⁷²

57. 隨著對每一個人及其權利的價值有更深的意識，對少數族群權利的承認也有所成長。然而，要確保許多人——尤其是女性——的權利在全世界都得到平等且真正的保障，我們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事實上，「那些遭受排斥、虐待和暴力處境的女性是雙重貧窮的，因為她們經常較難捍衛自己的權利」。⁷³ 為此，僅僅聲稱男女享有同等尊嚴與權利是不夠的；必須在具體的決定中反映出來，例如在法律、就業機會、教育、社會與政治責任，以及社會如何傾聽並重視女性貢獻的方式中。只要這道鴻溝持續存在，我們就不能說社會真正而充分地承認女性擁有與男性同等的尊嚴。

58. 重要的是每一個個體、每一個人，連同他們的家庭。社會運動、社群意識形態以及為某個群體而發的宏大政治宣示，如果不能促成各個個人——男人和女人——連同他們不可剝奪之權利的整全發展，便毫無價值。同樣，若我們高揚個人自由或私人企業，卻容許大量人群繼續生活在沒有體面工作、沒有保障或無法獲得基本必需品的處境中，這也是不夠的。

社會訓導的原則

共同利益的原則

59. 承認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尊嚴，以及任何人類權力都不能背叛或廢除的權利，這要求我們塑造共同生活的方式，包括我們的經濟與政治抉擇，以及我們城市的構成。從這裡生發出我希望強調的社會訓導第一項重要原則：共同利益。我們可以將其描述為每一個人位格中所被承認之尊嚴的社會性表達。當教宗本篤十六世談及教會必須始終捍衛的不可妥協的價值時，他將「共同利益的促進」⁷⁴ 列為其中之一。對基督徒而言，超越自身利益的狹窄界限、在自己能力的範圍內承擔起對共同利益的責任，就如同對生命的促進一樣，是一項不可妥協的價值。

60. 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確認，共同利益在於「使人們無論作為團體或個人，都能更圓滿、更輕易地達到其圓滿境界的社會條件之總和」。⁷⁵ 這個定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初步參考點，因為共同利益不能被簡化為一份條件或制度的清單。它不是個別利益的總和，也不是各種特殊利益的交集；它是一個屬於每一個人的更大的善，唯有透過我們集體的努力才能達成、滋養與守護。我們可以說，社會行動唯有朝向這共同分享之善，才能達到其圓滿，正如一個人的道德行動在抉擇真正的善中找到其圓滿。⁷⁶

61. 在這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整體「大於其各部分的總和」，⁷⁷ 而正因如此，「個別利益的單純加總，無法為整個人類大家庭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⁷⁸ 事實上，認為只追求自身的進步而不關懷他人，就足以促進大家的福祉，這是一種錯覺。這種觀點忽視了共同利益內在而特有的價值——它是「相互依存」⁷⁹ 的成果，這種相互依存創造出一張不斷擴展、影響人們的社會善的網絡。共同利益是一種「加成」，是各種行動、倡議、努力與抉擇之間互動與相互影響的成果。如果我們只是把個別的善加總起來，便無法解釋這個既超越它們、又同時豐富它們的「加成」之存在。

62. 正是對共同利益的追求賦予了一個民族生命——這個民族並非僅是個體的集合，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實在，在其中人們學習認識到自己彼此相連、共同對「公共事務」（res publica）承擔責任。在這意義下，每個人都透過「一段緩慢而艱辛的努力——這努力需要對整合的渴望，以及透過一種和平且多面向的相遇文化之成長來實現此整合的意願」——來貢獻於其民族的建立。⁸⁰ 為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意味著擁有共同的願景。顯然，人與人之間有許多意識形態與實踐上的差異，也有相異的利益與頻繁的歧見，但這並不意味著無法透過對話建立一套基本共識，以使大家能在其上同向前行，創造一個共享的願景。

63. 確保公民社會的凝聚、團結與適當組織，使共同利益能透過每個人的貢獻得以追求，乃是國家的責任。具體而言，這意味著公權力負有微妙的職責，即「使各部門的利益與正義的要求相和諧」，⁸¹ 在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尋求平衡，且不遺棄最脆弱者。當政治放棄長遠的視角，而將自己簡化為短期的算計或無謂的兩極對立時，共同利益的語言便失去可信度，與此同時，社會的不平等與分裂也隨之擴大。

64. 這也適用於國際政治。隨著國家之間的鴻溝擴大，對抗與侵略的心態開始佔據上風，邁向一個更團結、更具兄弟情誼之世界的艱難道路便遭遇新的、痛苦的挫折。在這樣的脈絡下，談論為整個人類大家庭走向更公義發展的共同旅程，「聽起來像瘋話」。⁸² 然而我們不可失去希望。我邀請每一個人去構想合作的方式，以及更有效的國際機構，使其能夠捍衛全球的共同利益，而不致犧牲各民族與國家正當的多元性。事實上，共同利益的促進絕不能與尊重各民族存在、保有自身身份、以及將其獨特特質貢獻給萬國大家庭的權利相分離。⁸³ 此外，任何意圖或計劃要消滅或征服某個國家的行為，都是嚴重不道德的，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財貨普遍歸屬原則

65. 「在共同利益眾多的蘊涵中，財貨普遍歸屬原則具有立即的重要性。」⁸⁴ 首先，這項原則提醒我們，地球的財富——土壤、水、空氣與自然資源——是天主賜給整個人類大家庭以維繫眾人生命的，每個人對於這些財貨的使用都享有內在的權利，無論現在或未來皆然。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憶起：「天主將大地賜給整個人類，以維繫其所有成員的生計，不排除也不偏愛任何人。」⁸⁵ 因此，「以這樣的方式使用此恩賜——使其利益僅歸於少數人——並不符合天主的計劃」。⁸⁶ 今日，我們被召喚承認這普遍歸屬不僅適用於物質財貨，也適用於非物質與文化財貨。

66. 私人財產權確實存在，它有其特定的意義與目的，但它始終從屬於財貨普遍歸屬原則。根據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這種從屬關係是社會行為的金科玉律，也是「整個倫理與社會秩序的首要原則」。⁸⁷ 在教會的傳統中，財產一直被視為保護與管理財貨的方式，以使其更能服務共同利益。既然「基督徒傳統從未承認私人財產權是絕對或不可侵犯的」，⁸⁸ 其社會功能就不能被視為僅是一種神學意見，而是教會的教義，這教義早已存在於聖經與教父著作之中。為此，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團結互助若以其最豐富的意義被活出，也意味著「將屬於窮人的歸還給他們」。⁸⁹

67. 今日，在普遍指向所有人的財貨中，我們也必須納入新型態的財產，例如專利、演算法、數位平台、科技基礎建設與資料。在一個各國財富日益依賴於知識與科技的脈絡中，當這些財貨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缺乏適當的分享與取用形式時，就產生了一種與財貨普遍歸屬原則相違背的新失衡。進而，這擴大了被納入者與被排除者之間的鴻溝、能參與數位革命者與停留在邊緣者之間的鴻溝。再者，對我們共同家園的關懷，以及我們對窮人與後代子孫的責任，要求受造界財貨與科技所提供之新可能性的使用，必須以尊重環境、避免浪費、防止新型剝削的方式加以規範。

輔助性原則

68. 輔助性原則源自我們對人位格的同一理解——這份理解曾引導我們對尊嚴與共同利益的反省。如果每個女人和男人都被召喚去掌握自己的生命，並貢獻於社會的形成，那麼社會制度也必須尊重並支持這份責任。教會的社會訓導將輔助性視為這樣的原則：個人、家庭、地方社群與中介組織的角色，不應被更高層級的權威所取代。再者，更高層級的機構必須承認、保護並促進較低層級組織的自由與創造力，並協調它們的貢獻，使它們能有效合作以實現共同利益。⁹⁰

69. 自教宗良十三世以來，現代社會訓導的開端，教會就一直堅持：個人或家庭都不應被國家吞沒，而應被允許在不損害共同利益的範圍內，盡可能地自由行動。⁹¹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接續並發展了這個觀點，指出政治共同體是為公民社會服務的，國家必須保護共同利益，在必要時介入，但不能永久取代中介組織與社會制度的責任。⁹² 輔助性原則並非為國家的退場辯護，而是引導國家的行動。事實上，公權力的介入正是為了使所有社會行動者都能履行其使命而不被扼殺。政治共同體的責任是創造條件，使個人、家庭、結社與中介組織能在社會中履行其使命，而不被取代，也不被貶為僅是促成者。⁹³

70. 這項原則鼓勵我們超越任何形式的家長式或福利式社會管理，轉而推動共同責任的文化——在這樣的國家中，公民的主動精神受到重視，公民社會則能夠締結紐帶、調動各種能量為共同利益服務。依據輔助性原則，決策應在盡可能接近受影響者的層級做出，藉此培育社群生活，避免人們只是被告知一個已被決定的結果。如此，人們才能參與決策過程。當家庭、結社、地方社群、志願組織以及所謂「第三部門」的成員被承認與支持時，社會生活對人們而言便更容易親近，服務也更貼近真實需求，解決方案則更具創造性、更尊重每個人的尊嚴。⁹⁴

71. 輔助性原則在數位革命的脈絡中尤其適用。在此，最高層級不是國家，而是那些對日常生活條件實際擁有權力的主要經濟與科技行動者。這個層級壟斷了專業知識、數據與決策權威，涵蓋的是定義取用條件、能見度規則、互動形式、甚至經濟機會的公司與平台。輔助性原則要求這類過程不應以不透明、單方面的方式由上而下強加，而應在透明、問責與有意義的參與形式下朝向共同利益（包括獨立稽核、演算法透明、公平的資料取用，以及救濟管道）。⁹⁵

72. 在此脈絡中，國家與跨國機構被召喚去確保公平的規則與有效的保障，使地方社群、中介組織、學校、大學、宗教機構與結社擁有發聲的管道，並能參與對影響人們日常生活之抉擇的辨識——例如就業、服務取用、資料管理與數位環境。涉及經濟流動與數位平台、以及資料與演算法治理的決策時，我們不能容許少數行動者獨自主導這些過程；相反，我們必須建立尊重全球共同體不同層級的合作形式，並使他們共同為共同利益負責。⁹⁶

團結互助的原則

73. 在考慮過共同利益與輔助性之後，我願反省團結互助的原則。這項原則出自一種由信仰所生發的人觀，亦即：每一個人都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並屬於一張將他與他人、與特定群體、與受造界結合的關係之網。教宗聖保祿六世指出，團結互助、正義與愛德的義務，根植於將個人與群體相連的人性與超性的兄弟紐帶之中。⁹⁷ 兄弟情誼不僅是信徒的渴望，更是一個應在群體抉擇與行動中具體體現的社會與政治實在。為此，團結互助就是具體承認每一個人的未來都與全體的未來相連；事實上，「沒有人能單獨得救」。⁹⁸ 由此可見，輔助性與團結互助之間的密切聯繫便顯而易見。為此，輔助性與團結互助之間有著親密的聯繫。當輔助性不與團結互助結合時，最終只會淪為對特殊利益的保護；當團結互助沒有輔助性的支持時，則退化為一種不培育責任感的福利主義。⁹⁹ 這種相互關聯也涉及真實參與的責任。團結互助體現於：每一個人，無論是個別地還是集體地，都參與共同體的生活——透過保持知情、與他人互動、發出自己的聲音、貢獻於公共決策與抉擇——同時也承擔起真實的責任，使共同利益能透過共享的決策過程得以實現。

74. 在許多領域中，我們已經在經驗一種「事實上的團結互助」，因為我們的生活已彼此交織；數位網路將世界各地的人與社群即時連結，全球的經濟與通訊則意味著一處的事件能對遠方產生重大影響。然而，這張關係之網唯有成為一種有意識的選擇時，才構成最完整意義上的團結互助。信仰邀請我們將這個實在視為一份召喚：我們不只是彼此的近人，更是彼此託付的對象，使我們每個人都能盡其所能地為弟兄姊妹的生命與創傷承擔責任。團結互助的興起，正在於我們決定不對近人的遭遇漠不關心，反而將這些不可避免的紐帶——經濟的、文化的、科技的——轉化為分享、合作與相互關懷的道路，擁抱「以共同體的方式去思考、去行動」的觀念。¹⁰⁰

75. 教會的社會訓導強調，團結互助既是一項原則，也是一項德行。作為原則，它表達了個人、團體與民族之間關係的客觀秩序，指向一種對相互依存的意識——每個人的福祉都依賴於他人的福祉。作為德行，它要求一種「堅定而持久的決心」¹⁰¹，致力於追求共同利益，並特別關注最有需要的人。教宗方濟各指出，團結互助是「一種創造歷史的方式」，¹⁰² 它創造的是共同體，而非僅僅是個體的群集。為此，它要求一種樸實而共享的生活方式，要求為了在未來為他人創造機會而放棄當下利益的能力，以及挑戰習慣與特權的意願——包括那些與數位消費和科技使用相關的習慣與特權——當這些習慣與特權妨礙他人有尊嚴地生活時。

76. 在一個人、社群與國家之間連結日益緊密的世界中，團結互助也具有全球性的面向。教宗本篤十六世強烈強調發展、正義與對後代子孫責任之間的連結，指出真正的發展需要團結互助與世代間的正義，¹⁰³ 也需要意識到我們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紐帶。今日，這份責任也延伸至數位與資訊基礎建設。如同自然環境一樣，「數位生態系」可以被保育或被剝削、被分享或被壟斷。團結互助要求對資料、演算法、平台與人工智慧的決策不僅考慮少數人的眼前利益，也須考慮對所有民族與後代子孫的影響。

社會正義的原則

77. 對基督徒團體而言，社會正義是跟隨耶穌、忠於福音的具體方式。在新約中，耶穌宣告「窮人的福音」（路 4:18），並將自己等同於卑微者、患病者、被囚禁者與陌生人（參閱：瑪 25:31-46）。祂藉此教導我們，正義從兄弟情誼中誕生、並在兄弟情誼中得到圓滿，因為我們以何種方式接近並對待我們中最微小者，便具體成為我們與天主、與我們的弟兄姊妹之關係的衡量。然而，正義不只關乎個人的行為，也關乎社會結構如何構思與組織。在這方面，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提醒我們，每一個機構都被召喚去服務人位格及其尊嚴。¹⁰⁴ 為此，社會正義的特徵是：一個社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能力，能否讓每一個人——尤其是最弱小者——過上真正有尊嚴的生活，不遺漏任何人。

78. 晚近的教會訓導堅持，社會正義始於我們中最微小者。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談到一種「對窮人優先的選擇」，¹⁰⁵ 這種選擇必須引導個人與社會的抉擇；而教宗方濟各則譴責那種不斷產生新型排斥的「『丟棄』文化」。¹⁰⁶ 從這個角度看，社會正義要求我們從最脆弱者開始注視個人與社群：窮人、移民、難民、國內流離失所者、暴力的受害者、以及生活在城市或存在性邊緣的人們。

79. 「社會正義」的觀念幫助我們認識到，不義不僅出自個別的錯誤抉擇，也出自那些幾乎自動產生不平等的結構、機制以及經濟與文化體系。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以此意義談及「罪惡的結構」，¹⁰⁷ 這些結構抵觸天主的旨意，要求個人與社會的悔改與皈依。從這個觀點來看，正義不僅關乎資源的更公平分配或對當前不義的矯正，也包含一個修復性的面向。它的目標是修復破裂的紐帶、重新接納被排斥者，並考量不義所造成的創傷，如戰爭、殖民主義、種族或性別歧視、針對整個民族的暴力與剝削。這可能包括將尊嚴與發聲權歸還給那些被忽視者、推動集體記憶的療癒進程、反對歧視性的法律與實踐，並對仍承受過往不義之後果者提供具體支持。

80. 在今日這個時代，社會正義也必須面對由數位科技所形塑的環境。全球網路、平台與人工智慧系統的擴展，正在改變我們獲取資訊、溝通與取用服務的方式。正義要求我們防止新型排斥與自由剝奪的出現：個人與民族被阻擋或被拒於基本科技之外；社群暴露於侵入性的監控之下；社會團體則因不透明的演算法延續偏見與歧視而受罰。在數位時代，一個公義的社會秩序保障每一個人享有平等的機會、保護社會中最年輕與最弱小的成員、打擊仇恨與假訊息，並使資料與科技的使用受到公共監督，使指導原則不僅是利潤，而是每一個人的尊嚴與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81. 今日對社會正義的試金石，是對移民、難民以及因貧窮、暴力、氣候變遷與環境災難而被迫遷徙者的對待。一個社會對待他們的方式，揭示了它的正義感是出於恐懼，還是出於兄弟情誼的精神。教宗方濟各勸告我們，不要將移民僅僅視為一個有待處理的問題，而要視為朝聖中的天主子民活生生的形象。¹⁰⁸ 他們是擁有尊嚴、資源與夢想的人，有權受到尊重對待，也有權要求成為接納他們之社會的主動成員。在這領域中的社會正義至少蘊含兩項互補的承諾。一方面，這意味著保護那些被迫離鄉者正當的盼望，方法是確保安全合法的途徑、有尊嚴的接納條件、以及真實的整合路徑。另一方面，這意味著促進在自己祖國以和平與安全留下的權利，方法是處理迫使人們遷徙的根本原因，包括那些與經濟不義和氣候危機相關的原因。當這些權利受到尊重，遷徙就能成為民族間相遇與相互豐富的契機。

整體人類發展

82. 教宗保祿六世在他的《民族發展》通諭中肯定，發展唯有當它是「整體的」時才是真正的，意即它能「促進每一個人的發展，以及整全之人的發展」。¹⁰⁹ 在隨後的幾十年中，教會的社會訓導重新接續並反省這個表述，以指出實踐崇高原則——尊嚴、共同利益、財貨普遍歸屬原則、輔助性、團結互助與社會正義——的具體方式。我們所謂的「整體人類發展」，是指一個歷程，其中個人與民族的成長涵蓋存在的所有面向，並向後代開啟未來。

83. 對個人和國家而言，發展既是義務也是權利。要使每個人和每個民族都能依其尊嚴而蓬勃發展、不被置於依附狀態或被排除於必要財貨的取用之外，就需要有最低的條件。當發展將人放在中心而非財富的累積、當發展同時關乎民族與個人時，它才是真正屬人的。正義要求我們承認社會的權利與民族的權利，並包括對後代子孫的責任。如果發展為某些人增加消費，卻將代價與重擔轉嫁給他人，或將整個地區降為附屬角色、阻止它們發揮全部潛能，那它就不是真正屬人的。¹¹⁰ 整體性的發展是當它不僅限於經濟領域，而是促進生命在靈性、文化、道德與關係面向的品質之時，同時也尊重我們的共同家園、各民族的多樣性與其生活方式。¹¹¹

84. 今日，整體人類發展的概念是評估「整體生態」的標竿，而整體生態已成為教會社會訓導不可或缺的面向。事實上，發展的品質是以它整合「對人之正義」與「對共同家園之關懷」的能力來衡量，以及它促進有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財貨的取用、公義的社會關係、對受造界的關懷與對後代子孫的考量。由此可知，真正的進步並非是那些藉由侵蝕生態系統、將代價轉嫁給最弱勢社群、或損害後人生活條件來增進部分人福祉的進步。

85. 從這個角度看，整體人類發展是我們可以用以解讀時代變遷的框架，包括數位革命所帶來的變遷。包括人工智慧在內的科技創新並非中立的，因為它們可以促進參與和正義，也可以加劇不平等、控制與排斥。為此，我們必須以一個關鍵問題來評估它們：它們是否真正幫助個人與民族變得更具人性、更具兄弟情誼，同時尊重我們的共同家園與後代子孫？正是在此，社會訓導的原則成為具體的辨識標準，藉以面對我們將在接下來各章中處理的議題。

教會的良知省察

86. 結語時，我願觸及一個對我特別重要的點。社會訓導不僅是向社會發出的訊息，也是教會自身的良知省察——教會作為共融的家園與學校，總是被召喚去確保本章所概述的原則得以實踐，特別是在其自身的結構內。在教會的脈絡中，共同利益採取一種「共議性」的形式，作為服務天國之使命的途徑。事實上，教會是「共議性與使命的共同體性與歷史性主體」。¹¹² 這要求我們關注決策制定與責任行使的方式。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最終文件》指出，透明、問責與評估的文化是傳教轉化的關鍵實踐。¹¹³

87. 本著這份精神，輔助性成為治理與牧靈生活的引導原則。它涉及承認並支持信友與中介性教會組織履行其責任、重視神恩與才能，並避免任何形式扼殺福音性自由的家長作風。具體而言，已受洗者參與決策過程，以及他們在使命中所共享的責任，是透過真實而非僅名義上的參與性機構來實現的。¹¹⁴

88. 對基督徒團體而言，團結互助的源頭在於基督的奧秘，並由聖體聖事所滋養。團結互助源自信德的共融與聖事：聖洗與堅振使我們在基督內合而為一，使我們可以成為一個身體、一個聖神，一心一意（參閱：弗 4:4；宗 4:32）。聖體聖事——這合一的聖事——滋養我們對基督奧體的歸屬，並教導我們如何分享。教會中存在的不同感受性，以及激勵每個人的堅定信念，若能錨定於「合一是一份所領受的恩賜，也是一項應履行的責任」的信念之中，便是豐富的源頭。

89. 在教會中活出正義，意味著淨化教會的關係與結構，使之免於那些滋生不平等、缺乏透明度與權力濫用的扭曲。在這方面，傾聽靈性、經濟、制度、性侵害與權力濫用的受害者，以及良知濫用的受害者，乃是邁向正義之旅程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旅程包括承認所造成的傷害、公正的補償、以及採取步驟防止其再次發生。一切權柄都是為共融與使命服務。一切權威都是為天主子民服務。這份服務的職務，不僅透過我們在聖事中所慶祝並活出的信德、以及採取共議性的風格來表達，也透過具體的財物分享來表達。仿效初期教會的榜樣，教會的資源需要被分享，使我們之中無人有所匱乏（參閱：宗 4:34），並使資源的管理能支持向最貧困者宣講福音的使命。對職務責任的行使應鼓勵定期評估，這些評估不是對個人的判斷，而是為使命定向的學習與修正工具。¹¹⁵ 唯有當我們向聖神的行動敞開時，社會訓導的這些原則才能在教會生活中道成肉身。如此，教會才能向社會做出可信的見證：以共同責任與兄弟情誼一同追尋共同利益，並非烏托邦，而是真實的可能。¹¹⁶

第三章 科技與支配——AI 應許之下的人類偉大

90. 在回顧了照亮社會訓導的諸項原則之後，我現在願意聚焦於某些深刻形塑我們今日生活方式的挑戰。伴隨這些反思的聖經圖像，是一個建造工程。一方面，是巴別塔的建造——集體的努力依循著一個支配、最終使人非人化的計畫（參閱：創 11:1-9）。另一方面，是耶路撒冷的廢墟——在尼希米的指導下，作為一項共同責任的工程而被一磚一瓦地重建（參閱：厄下 2-6）。我們蒙召反思我們這個時代的諸多「建築工地」，並捫心自問：我們在建造什麼？ 當科技發展迅速地改變語言、人際關係、體制與權力形式之際，我們作為信徒，必須也能夠選擇要參與哪些工程、以何種方式參與，以保護並珍視這份作為禮物賜予我們的人類偉大。這不僅是攸關我們未來的選擇，也是攸關我們當下的選擇，因為人工智慧與其他新興科技，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91. 我深信，在福音之光中具體活出社會關係的方式，並不是一勞永逸地確立的，而是一項代代相傳、託付給基督徒團體的使命。在聖神的引導下，教會讓自己被天主的聖言所光照，閱讀時代的徵兆，並創造性地尋求新的途徑，使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符合天國的要求。¹¹⁷ 為此，我鼓勵教會的所有成員不要害怕當前的挑戰，而要彼此聆聽，並堅定地擔負起建設一個更具人性、更具兄弟情誼之社會的責任。

科技至上的典範與數位權力

92. 教宗方濟各在其通諭《願祢受讚頌》中，譴責了科技至上的典範¹¹⁸ 在我們全球化世界中日益增長的支配——即一種任由效率、控制與利潤的邏輯獨自形塑個人、社會與經濟決策的傾向。這清楚地顯示出，科技並不單純只是一項工具。當它變成衡量一切的標準時，它便開始指示什麼重要、什麼可以被丟棄，將受造界貶為剝削的對象，將人類貶為一個被推向越來越高效率之系統中的齒輪。

93. 近年來，這一典範迅速擴張，部分原因正是來自人工智慧、認知科學、奈米科技、機器人技術與生物科技的擴展。就其本身而言，這些創新可以大大有助於整體人類發展與對我們共同家園的關懷。然而，正是由於它們的力量，它們也可能加速科技至上典範的擴張，因此需要一個新的靈性、倫理與政治架構。更大的力量不必然意味著更好。 在這方面，羅曼諾·瓜爾迪尼（Romano Guardini）的話今日仍然適切：「當代人並未受過妥善運用權力的訓練。」¹¹⁹

94. 人類成為自身成就之犧牲品的危險，聖保祿六世早已清楚地認識到。他警告說：「最非凡的科學進步、最驚人的技術成就、最令人讚嘆的經濟成長，若不伴隨著真正的道德與社會進步，從長遠來看，將不利於人類。」¹²⁰ 為此，科技進步——就其本身而言是有價值的——需要對指引它的人觀，以及它所追求的目的，作仔細的分辨。如果科技發展在沒有相應的倫理與社會進步的情況下前進，其結果可能是手段的增加卻沒有人性的成長：「擁有更多」卻不是「成為更多」。在這種情境下，個人有被主要按其所產出成果加以評估的風險。¹²¹

95. 在此，我們必須認識到另一個關鍵面向，這也是我先前已經指出的。在數位脈絡中，許多情況下，對平台、基礎設施、資料與運算能力的掌控權，並不掌握在國家手中，而是掌握在重要的經濟與科技行動者手中。這些實體實際上設定了存取的條件，決定可見性的規則，並形塑參與的種種可能性。當這種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時，它往往變得不透明，逃避公眾的監督，增加了扭曲發展形式的風險，這些扭曲形式會引發新的依賴、排斥、操縱與不平等。

96. 面對數位世界中這種權力的集中，在此新處境下用以判斷與分辨的準繩，正是社會訓導的崇高原則：人位格不可剝奪的尊嚴、共同利益、財貨的普遍用途、輔助性原則、團結互助與社會正義。這些原則要求我們評估：數位基礎設施與演算法的權力，是否真的促進了參與和責任、是否保護了脆弱者、是否確保了機會的公平取得、是否始終朝向眾人的福祉。在此基礎上，我們現在可以更仔細地檢視何謂人工智慧、它開啟了哪些可能性、又帶來了哪些風險。

人工智慧

97. 我在此無意對人工智慧作一全面的論述，也無意概覽相關的浩繁文獻，因為已有具權威性的論著，包括教會層面內的著作。¹²² 我僅限於回顧若干基本要素，作為一種倫理與社會分辨的基礎，以保障人位格的優先地位，從而確保始終是人的智慧——連同其良心與自由——在引導科技創新，並負責地決定其用途與限制。

98. 在這一討論之前，宜先提出兩點考量。第一，鑑於這些系統發展的驚人速度，任何關於 AI 的陳述都有迅速過時的風險。第二，包括其設計者在內的我們所有人，對其實際運作的理解都極為有限。事實上，當前的 AI 系統與其說是「建造」出來的，不如說是「培育」出來的。因為開發者並非直接設計每一個細節，而是創造一個框架，讓「智慧」在其中「生長」。其結果是，根本性的科學面向——例如這些系統的內部表徵與運算過程——目前仍然未知。由此產生了一項雙重承諾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深化科學研究；另一方面，行使倫理與靈性上的分辨。

99. 為 AI 提供一個單一而全面的定義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斷言的是：我們必須避免將這種「智慧」與人類的智慧相等同的誤解。這些系統僅僅是模仿人類智慧的某些功能。在這樣做時，它們在速度與運算能力上往往超越人類智慧，並在許多領域提供具體的益處。然而，這種力量完全繫於資料處理。所謂的人工智慧並不經歷體驗、不擁有身體、不感受喜樂或痛苦、不在關係中成熟，也不從內在認識愛、工作、友誼或責任的意義為何。它們也沒有道德良心，因為它們不判斷善惡、不掌握處境的終極意義，也不為後果承擔責任。它們可能模仿語言、行為與分析能力，甚至模擬同理心與理解，但它們並不理解它們所產出之物，因為它們缺乏那種使人類在智慧中成長的情感、關係與靈性視角。即使這些工具被描述為能夠「學習」，其學習方式也不同於人位格的學習方式。它不是那種讓自己被生命所形塑、隨著時間透過選擇、錯誤、寬恕與忠信而成長的經驗。相反，它是一種基於資料與回饋的統計性適應，可以非常有效，但並不蘊含內在的成長。

一項需要警覺的寶貴工具

100. 在上述論點的光照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何 AI 能夠成為一項寶貴的工具，同時又為何它要求一種有節度且警覺的態度。近年來，它在私人領域中的使用顯著擴張，引發了對其所提供之機遇、以及其迅速擴散所伴隨之風險，越來越多的反思。在個人使用上，特別有三個面向值得仔細考量：取得結果的便利性、客觀性的印象、以及對人類溝通的模擬。資訊、複雜分析、媒體內容與實用協助能夠以何等的速度與簡便被取得，無疑使生活變得更容易。然而，這也可能助長過度的依賴、對現成答案的追求，並削弱個人的創造力與判斷力。這些系統所提供之回應與建議看似客觀的外表，可能會讓我們忽略一個事實：它們反映了設計與訓練它們的人之文化預設——連同其全部的優點與限制。對人類正面溝通的人工模仿——勸告、同理、友誼乃至愛的話語——可以是引人入勝的，有時也確實有所助益。然而，對於較不具分辨力的使用者而言，這也可能造成誤導，產生一種與真實個人主體建立關係的幻覺。當話語是被模擬出來的，它們並未建立真正的關係，只是建立了關係的外表。對關懷或支持的人工模仿，當它進入真實關係與情感連結匱乏的脈絡中時，會變得特別具有風險。在此，危險不在於一個人可能會以為自己正在與另一個人溝通，而在於他可能逐漸喪失了形成真正人際連結的渴望本身。

101. 將我們的視野擴展到 AI 在社會中的應用，我們看到它如今已嵌入眾多領域、多重層次的決策過程中：在溝通、管理與控制方面皆然。效率上的提升以及改善某些服務的潛力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迅速且不加批判地採用它們，會使我們暴露於一系列風險之中，其中包括忽視環境影響的傾向。當前的 AI 系統需要大量的能源與水，顯著地影響二氧化碳排放，並對自然資源造成沉重的需求。隨著它們的複雜度增加——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的情況——對運算能力與儲存容量的需求也跟著增加，這需要一個由機器、纜線、資料中心與高耗能基礎設施構成的廣大網絡。為此，發展更具永續性的科技解決方案，以減少環境衝擊、保護我們的共同家園，是不可或缺的。¹²³

責任、透明度與 AI 的治理

102. AI 的使用從來都不是一個純粹技術的問題：當它進入影響人們生活的過程時，它便觸及權利、機會、身分與自由。重要而敏感的決定——關於就業、信貸、公共服務的取得，甚至一個人的名譽——有完全被授權給自動化系統的風險，而這些系統並不認識「憐憫、慈悲、寬恕，以及最重要的，那相信人能夠改變的希望」，¹²⁴ 從而能夠引發新形式的排斥。有些用途顯然是有害的，例如對資訊的操縱或對隱私的侵犯。然而，還有一種更微妙的危險：當 AI 系統將自己呈現為中立而客觀時，它們最終反映並強化了其設計者與開發者的刻板印象或意識形態偏見。

103. 事實上，在實踐上將選擇誰值得、誰不值得的權力託付給一個演算法，而沒有任何人為這項判斷承擔責任，就是將重新界定人類可能性之邊界的任務拱手讓出。在這個過程中，喪失的不僅是對被排斥者的同理（同理心畢竟也可以被模擬），政治責任亦同樣喪失。對脆弱者的排斥披上了一層中立與客觀的外衣，使得人們難以對其提出反對。如此一來，不義被忽略不見，而憐憫、慈悲與寬恕——當它們被理解為不只是表象，而是真實的政治行動時——也就漸漸從視線中消失。

104. 由此引出一個簡單卻有力的結論：我們不能認為 AI 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事實上，每一項技術工具都透過它所衡量、所忽略、所優化的內容，以及它如何分類人與情境，體現了種種選擇與優先順序。如果一個系統在設計或使用上將某些生命視為較不值得，或將其排斥而不留申訴的可能，那麼它就不僅僅是一件「需要善加使用」的工具，因為它已經引入了違反人位格不可剝奪之尊嚴的準繩。為此，倫理分辨不能僅限於探問我們使用一個系統是為了善的目的還是惡的目的；它還必須檢視這個系統是如何被設計的，以及在指引它的資料與模型中，嵌入了什麼樣的人觀與社會觀。¹²⁵

105. 為使 AI 尊重人的尊嚴並真正服務於共同利益，責任必須在每一個階段都被清楚地界定：從設計與開發這些系統的人，到使用並仰賴它們作具體決策的人。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導致某一結果的內部過程仍是不透明的，這使得歸責與糾錯變得更加困難。正是在這一點上，問責變得至關重要：必須有可能辨識出誰必須為決策「負責交代」、為其提出辯護、加以監控，並在必要時對其提出挑戰，以及補救所造成的任何傷害。¹²⁶

106. 在採用 AI 時呼籲審慎、嚴格的評估、有時甚至放慢腳步，並不意味著反對進步；相反，這是對人類大家庭的負責任的關懷之實踐。鑑於科技成長的速度，與意識、規範、防護機制及能治理其後果之體制較為緩慢的發展，二者之間頻繁存在的失衡，這項需要更加迫切。抽象地祈求倫理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健全的法律架構、獨立的監督、知情的使用者，以及一個不放棄其責任的政治體系。否則，變革將只受科技至上的思維所主導，並被呈現為必要而不可避免的，最終強加由那些掌控資料、基礎設施與運算能力者所形塑的規則。

107. 我們不能滿足於僅僅呼籲機器的「道德化」——即所謂使 AI 與人類價值「對齊」（alignment）——而沒有勇氣堅持另一項條件：必須能夠公開討論其中所涉及的倫理架構，並使其受到社會正義之共同標準的檢驗。否則，那些掌控 AI 的人將強加他們自己的道德觀，而那將成為這些系統不可見的基礎設施。如果道德是由少數人所決定的，那麼一個更具道德的 AI 並不足夠。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更積極的政治參與，它能夠在一切都在加速的時候減緩節奏，並保護仍能讓社群參與、提問的機會。

108. 事實上，正如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轉變一樣，AI 傾向於放大那些已經擁有經濟資源、專業知識與資料取得權之人的力量。在共同利益與財貨的普遍用途的光照下，這引起嚴重的關切，因為規模雖小卻極具影響力的群體，能夠形塑資訊與消費型態、影響民主進程、並按其自身利益操控經濟動態，從而破壞社會正義與民族間的團結互助。為此，AI 的使用——尤其是當它觸及公共財與基本權利時——必須由清晰的準繩與有效的監督所引導，並植根於參與與輔助性原則。社群與中介組織不應被貶為他處所作決策的被動接受者；它們必須能夠對分辨與監督有所貢獻。再者，資料的所有權不能僅僅留在私人手中，而必須加以適當的規範。資料是眾多貢獻者的產物，不應被當作可以變賣或託付給少數人的物品來對待。我們有必要進行創造性的思考，本著參與的精神，將資料作為共同或共享之財貨來管理，這正如聖若望保祿二世早已就集體財貨所提出的建議。¹²⁷

109. 社會訓導的諸項原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這一新現實的框架。在一個資料、運算資源與監管影響力仍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世界裡，談論共同利益意味著揭露這種新形式的知識性、經濟性與政治性的不對稱，並指名 AI 的新壟斷。談論財貨的普遍用途意味著尋找確保科技及使用這些科技所需教育之普遍可及的方法。談論輔助性原則要求我們保護社群作出選擇與糾錯的能力，而不是把它們的角色侷限於在標準已於他處制定之後的事後監督。談論團結互助則迫使我們承認那些隱匿、常被剝削的工人，正是他們在維繫著演算法系統。談論正義則要求對全球權力的分配加以質問——是誰實際上能訓練這些模型，又是誰只是被它們所支配。同樣地，這也意味著承認：社會正義不僅是在科技部署之後需要保障的目標，而是必須從一開始就形塑其設計的條件。

110. 最後，我願意使用「裁軍」這個我心中所珍視的表述。為 AI 裁軍意味著將其從「武裝化」競爭的心態中解放出來——這種心態今日已不再僅限於軍事脈絡，也是一種經濟與認知的現象。它牽涉到一場為了更強大的演算法與更大規模資料集而展開的競賽，其驅動力是確保地緣政治或商業霸權的渴望。為它裁軍意味著破除一個假定：以為技術力量自動賦予了治理的權利。裁軍並不意味著拒絕科技，而是要防止科技支配人類。它意味著將科技從壟斷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向討論與辯論開放，從而使它對人類友善，並將它歸還給人類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多元樣貌。我們今日的任務不僅是倫理的或技術的，它在最深刻的意義上是生態的，因為它涉及我們共同家園的一個新向度。AI 已然是我們所浸潤其中的一個環境，同時也是我們必須與之交涉的一股力量。為此，僅僅對其進行規範是不夠的；它必須被裁軍、被歡迎、且讓人人可及。

111. 我願意向人工智慧的開發者們發出特別的呼籲。在某種意義上，科技創新能夠代表人類對天主創造行動的參與。因此，開發者承擔著一份特別的倫理與靈性責任，因為每一項設計選擇都反映著一種人觀。正如藝術或文學作品的創作者必須考量其作品所傳達的價值，開發者也蒙召以應有的嚴肅性，將價值嵌入其專案之中：以透明度、對受影響社群的責任，以及細心關注，來確保所培育出來的乃是一項真正的善。

不可失落的事物

112. 在思考過 AI 之責任與治理的議題後，我們現在必須回到我們的中心問題：保護我們的人性意味著什麼？ 風險不僅在於某些科技的誤用。更嚴重的是，我們所浸潤其中、又被數位革命與 AI 所放大的那種無孔不入的科技至上典範，威脅著要將一種反人性的視野正常化。在這種視野中，生命的圓滿被等同於擁有更多、減少脆弱、消除不確定性、施加完全的控制。當效率成為價值的最終衡量標準時，人類就被引誘將自己視為一項待優化的工程，而不是被召喚去建立關係與共融的位格。

113. 事實上，將人類存在的任何一個單一向度絕對化，永遠是一個錯誤。確實，混亂並不僅僅源自匱乏；不受節制的成長也能導致貧瘠。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當一個物種以犧牲其他物種為代價擴張時，平衡就被打破了；在人類生活中，當某一項能力宣稱自己是一切的衡量標準時，相似的情形也會發生。因此，當智力被絕對化時，它便遮蔽了生命的其他本質向度，例如情感、意志、承諾與關係。同樣地，技術力量若不加平衡，並不會使我們更有能力，反而會使我們更加孤立，並更容易受到支配與排斥。這項批評並非反對智力本身，而是提醒我們：當智力變得自我指涉時，它服務生命與人位格的真正目的便會失落。

114. 一個文明的品質，不是由其手段的力量所衡量，而是由它能夠付出的關懷所衡量——由它將他者視為一張面容、而不僅僅是一項功能的能力所衡量。彼此關懷的能力是我們人性的一個基本向度，是透過親身經歷才得以學習與掌握的。為孩子讀故事、陪伴一位年長者、把家打理得溫馨好客——這些簡單的舉動往往植根於家庭生活。它們教導我們在社會層面上重視關懷，並訓練我們將他人辨認為值得我們關注的位格。科技也能夠支援人與人之間這份相互的關懷，例如，藉由提供協助我們預先安排與組織事務的工具，但前提是不損及人的自由與判斷。畢竟，人類是各種關係的主體，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底層敘事：超人類主義與後人類主義

115. 為了試圖闡明伴隨著持續進行中之數位革命的文化預設，我現在願意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某些將進步詮釋為超越人類處境的思潮。這些思潮往往被歸類在「超人類主義」與「後人類主義」的標籤之下。這些觀點構成了在某些科技權力中心中存在的意識形態背景，並以一種簡化的形式佔據了集體想像，尤其是在媒體與社群網路上。它們傾向於透過一種對「強化版人類」或「人機混合體」的未來主義願景，助長對新科技的狂熱。

116. 超人類主義與後人類主義涵蓋了一系列的思潮與感性，使它們難以用單一、明確的方式來界定。它們可以被比擬為一座由概念之「島嶼」所構成的群島——彼此有別，卻被一片共同的「海洋」所連繫：這片海洋就是它們的共同預設——即科技的核心地位，以及超越人類處境之界限的渴望。一般而言，超人類主義設想藉由科技——例如生物醫學、身體工程、各種裝置與演算法——來強化人類，目的是提升其表現與能力。後人類主義，尤其是其較為激進的形式，則更進一步：它挑戰人類中心主義，並設想人類、機器與環境的混合，甚至預示著一個門檻——在那裡，人類在一個新的演化階段超越了自身。 即便這類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仍屬於思辨，但它們因改變了集體想像而獲得實際的影響力，從而影響著社會、經濟與政治的選擇。¹²⁸

117. 從教會社會訓導的角度來看，關鍵的問題並不在於科技本身的使用，而在於支撐它的視野。如果人類被視為某種需要被完善或被超越的對象，那麼就更容易接受某些生命較不有用、較不可欲、較不值得的觀念。以進步為名，「必要的犧牲」可能會開始被合理化，將其重擔放在最脆弱者身上，以追求某種被假定的物種優化。在這一點上，前述聖保祿六世的警告至今仍極具遠見：事實上，當科學與科技的進步脫離了道德與社會的進步時，最終會反過來對抗人類。¹²⁹ 為此，必須作出一個清晰的區別：將科技整合進一個以人為中心、以關係為導向的視野之中，是一回事；而被一種貶低人類之有限性、並承諾一種純粹技術性「救恩」的觀點所引導，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界限、心與人位格的偉大

118. 今日，我們與生命的關係似乎陷入了危機。一切看似為「界限」的事物——無能、疾病、衰老、苦痛、脆弱——傾向於主要被視為一項需要被矯正的缺陷，而非一項使我們的人性得以成熟、並向關係開放的實在。然而我們必須記住：人性的綻放往往不是儘管有界限，而是透過界限。信仰之光提供了一個觀看實在的視角，幫助我們認識到我們稱之為現世萬物之「偶然性」的本質。雖然致力於減輕標誌著人類生命的苦痛是正當的，但同樣明智的是承認我們根本的有限性，並知道：「宗教經驗，特別是基督信仰，建議我們以不過度簡化的方式，活出人類偉大與限度之間的這種曖昧張力，並在我們與天主原初而根本之關係的光照下加以詮釋。」¹³⁰

119. 正是在我們的界限之中，以下事物找到了它們的位置：憐憫之心，以及對他人需要的真誠關懷；甚至能在黑暗與失敗中湧現的慷慨；靈性的經驗，以及對天主的崇敬。我們在許多時刻看見這一點——當我們的界限變得具體可觸時：當我們面對拒絕、當我們因疾病或痛失所愛而受苦、當我們遇見自己的軟弱或失敗。奧妙的是，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得以發現一種新的智慧，具體地經驗到他人的親近，並遇見主的臨在。

120. 即便當界限被體驗為內心的苦痛時，人類的智慧也教導我們不要否認或壓抑它，而要將它整合起來。完全消除苦痛，最終意味著也熄滅了愛與渴望。那些去愛、去渴望的人無法避免地要走過試煉與苦痛；而隨著歲月流逝，我們在自己內心攜帶著一些教訓，它們像疤痕一樣留下印記，是被自由與失敗、夢想與失望所形塑之旅程的記憶。正是憑藉這些元素的交織，靈魂的奇妙才在我們內發生，使我們得以感受人性的豐厚。¹³¹ 為了一種對所有界限之假定超越，而拒絕這場既悲劇又輝煌的冒險，可能意味著許多事情，但它將不再是人性的。

121. 我們作為受造存有之界限的道德敗壞——亦即那明顯攪動人心的惡——毀壞著社會與生命，有時甚至達到極端的非人性形式。然而即便這些對我們界限之痛苦的表達，也為善留下了開口。即使當人們使自己非人化、釀成悲劇時，人性內仍有一束小小的光繼續閃耀；憑藉著天主的恩寵，這束光能夠沿著皈依與和好之路被重新點燃。正如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所恰當地觀察到的，在恐怖的時刻，「我們已經認識了人真正的樣子。畢竟，人正是那發明了奧斯威辛毒氣室的存有；然而，人也正是那挺直腰桿，口中誦念著主禱文或猶太人示瑪禱詞，步入那些毒氣室的存有。」¹³²

122. 當有限性被真誠地接受時，它並不貶損我們，反而向我們開啟，使我們得以辨認出天主與他人的面容。事實上，正因為我們經驗到界限——脆弱、苦痛與失敗——我們才能夠認識到每一個人不可侵犯的尊嚴，包括我們自己的與他人的尊嚴。在這同一份經驗中，我們仍能直覺到一份比我們自身更大的兄弟情誼，並將不義感知為一樁醜聞。真正的文化與藝術保存著這份火花，抵抗著對惡的正常化。為此，某些作品具有了近乎先知性的意義：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可以被視為對合一的渴望；《格爾尼卡》是對非人化的控訴；《辛德勒的名單》是一聲呼籲——不要將過去交付遺忘。

123. 歷史不僅顯現為人類暴力的紀錄，也顯現為一個證據：人類有能力創造保護我們共同生活的體制。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這可以從若干標誌性的成就看出：1863 年國際紅十字會的成立——其運作的中立性確保了對所有人富於憐憫的照護；那條漫長而最終導致廢除奴隸制度的歷程——它代表的不僅是一項法律的轉變，更是一場良知的轉化；1945 年聯合國的成立與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其闡明了一種共同語言，至少作為一項共同的理想，肯定了人類尊嚴的普世性；以及 1951 年《難民公約》——其承認保護那些逃離迫害與危險之人的責任。在這每一個案例中，行善的渴望都在公共脈絡中——法律、體制與實踐中——具體地成形，從而能夠限制權力的濫用、捍衛脆弱者。然而，這些發展沒有一項是在不遭遇阻力、狹隘利益或文化惰性的情況下湧現的。道德的進步幾乎總是經由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歷程展開的，常常伴隨著挫敗。我們只需想想那些停滯的和平進程，或環保承諾的緩慢實施，便可明白。這些成就本身的脆弱性，恰恰彰顯出那些開創與維繫它們之人所肩負的責任有多麼可貴。

124. 某些事件清楚地顯示出：當個人真正地認真看待每一個人的尊嚴時，歷史也能夠改變。例如美利堅合眾國的民權運動——它與馬丁·路德·金的見證緊密相連；又如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它隨著納爾遜·曼德拉的獲釋，以及他決定不將未來交付給仇恨而到來。在不同的脈絡中，許多勇敢而慷慨的女性也熠熠生輝，包括聖蘿拉·蒙托雅（Saint Laura Montoya）、加爾各答聖德蘭、桃樂絲·戴（Dorothy Day）、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瑪利亞·蒙特梭利、伊莉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ai）、貝娜齊爾·布托（Benazir Bhutto），以及來自每一塊大陸的無數他人——她們的承擔使歷史變得更具人性。

125. 在這些公開的標記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隱蔽卻具決定性的故事。我們在那些選擇前往貧困與危險之地服務的修會團體中看見它；我們也在那些為兄弟情誼與正義殉道者身上看見它，例如聖國柏神父（Saint Maximilian Mary Kolbe）、聖羅梅洛（Saint Oscar Romero）、真福恩里克·安傑萊利（Blessed Enrique Angelelli）；以及那些在嚴苛、常常是非人性的處境中，活出福音之希望以及人類尊嚴的見證者，例如可敬者范文順樞機（Venerable Francis-Xavier Nguyễn Văn Thuận）。最重要的是，這個故事顯現在「日常生活的殉道者」身上——他們默默地照顧、教育、陪伴與安慰他人，例如父母、護理人員、醫師、志工，以及那些守候在一位年長者或一位被遺棄者身旁的人。他們的見證證明：善並非自動推進的，而是需要堅持不懈、需要記憶、需要內在的皈依——以便在挫敗之後仍能重新開始。

126. 正是這種公義的體制、可信的見證者與日常的忠信彼此交織，才得以維繫希望，並為科技進步提供清晰的方向，而不讓心退步。為此，人性——連同其全部的偉大與創傷——絕不可被取代或被超越。我們可以擁抱那能減輕苦痛、開啟新的可能性的科技進步，但前提是我們不放棄我們人性的本質，亦即建立關係與愛的能力。這引出一個關鍵的問題：如果一種真正的「超越人類」存在，它要在哪裡尋得？基督信仰回答這個問題，指向一份圓滿——它不是源自科技的神化，而是透過天主在基督內所賜下的恩寵。

真正的「超越人類」：恩寵與基督宗教人文主義

127. 「超越人類」這一表述並非科技應許的專屬領域。數個世紀以來，基督宗教傳統一直堅信：人類並未被自身本性的界限所囿限；相反，他們蒙召超越自我——不是透過逃避實在，也不是輕視自己的界限，而是透過在愛中的圓滿。信仰認識到一種朝向「彼岸」的開放，而這開放源自天主的恩賜。這份轉化是聖神的工作。正如聖多瑪斯·阿奎那所教導的，這份提升與轉化的過程「超越了受造本性的一切能力」，¹³³ 因為一份無限的差距將我們有限的本性與天主的生命分隔開來。¹³⁴ 然而，即使我們仍在這世界的界限中跋涉，進入那無盡之生命的核心依然是可能的。能使這份過渡成為可能的，只能是那賜出自己的永恆者。事實上，是天主自己跨越了那「無限」的不對稱。¹³⁵ 在祂內，人位格的再造發生了。「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去，看，都成了新的」（格後 5:17）。

128. 當我們擁抱透過天主的恩寵超越自身的可能性時，我們並未否認自己的本性，也沒有變得更不像人。相反，正如教宗方濟各所闡釋的：「我們之所以成為完全的人，是當我們成為超越人類者的時候——當我們讓天主把我們帶到自身之外，以達致我們存在的最完整真理。」¹³⁶ 這正是與普羅米修斯式夢想的根本決裂：拯救人類的不是被強化的自給自足，而是一份釋放的關係，一份轉化的共融。在這道光照下，一項僅僅對既有事物進行分類與優化的科技，可能會（即使並非有意）成為改變與成長的障礙。對演算法而言，一個錯誤是一項待修正的缺陷；然而對一個位格而言，一個錯誤卻可以是深刻轉變的觸媒。一個人的未來無法被計算，而是取決於他的自由——這自由由天主無盡的恩寵所提升——以及他所培育的種種關係。

兩座城與兩種愛

129. 基督宗教人文主義並不拒絕科學或科技，而是懷著感恩與務實精神擁抱它們，並將它們植根於一份更高的召叫之內。人類的創造性智慧是一份禮物，能夠減輕苦痛、開啟新的可能性，但它必須始終定向於共同利益、正義、對脆弱者與受造界的關懷。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抉擇不是在熱情與恐懼之間，而是在兩條發展之路之間：一條是服務於個人與民族的進步，或者，是將他們屈服於權力心態之下的進步。歸根結柢，關鍵的問題仍是聖若望保祿二世所提出的那個問題：AI 是否「使地上的人類生活在生活的每一個面向上『更具人性』？它是否使生命更配得上人？」¹³⁷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便可以將其視為一項應當負責任地擁抱的機會，走上一條耐心、共享之重建的道路，類似於《厄斯德拉下》所記載的耶路撒冷的重建。然而，若是力量增長，而心卻枯萎、人際的連結磨損消散，那麼我們便面對著一種新形式的巴別塔——一項宏偉、但根本上使人非人化的工程。

130. 質問這條另類的進步之路，以及我們如何詮釋、活出它，歸根結柢是一個檢視我們自己內心的問題。我們理解與形塑關係、工作與體制的方式，在實踐上揭示了我們的根本價值。最終，一切都源自於我們所最珍視的事物。這是一份愛——它指引我們什麼是我們作為個人與作為社會所真正珍視的，並指導我們的生命與行動。聖奧斯定將人類歷史描述為兩種愛之間的爭戰——它們衍生出兩種棲居於世、共同生活的方式，亦即兩座「城」：一邊是對天主與近人的愛；另一邊是對自我的排他之愛。「兩種愛建立了兩座城：地上之城，是對自我的愛、甚至蔑視天主；天上之城，是對天主的愛、甚至蔑視自我。」¹³⁸ 一如貫穿整個歷史，這兩種愛今日仍在爭奪我們心中的主導權。AI 的時代也不例外：巴別塔的建造，或耶路撒冷的重建，始於我們每一個人之內。

第四章 在轉型時代守護人性——真理、工作、自由

131. 在勾勒出科技轉型挑戰所處的脈絡之後——尤其是與 AI、超人類主義與後人類主義思潮相關者——我們不能僅停留在一般性分析的層次。當語言與工具改變時，日常行動與社會關係也隨之改變。為此，我們必須聚焦於某些領域——在這些領域中，這些轉型已產生特別具體、有時甚至悲劇性的後果。在教會社會訓導的原則之光中，數位轉型邀請我們重新發現真理作為共同利益、守護工作的尊嚴，並對抗一切形式的依賴與商品化以捍衛自由。

真理作為共同利益

真理與民主

132. 數位平台與 AI 系統的使用，正在公共與政治傳播領域引發深刻的變化。本可促進對話與參與的工具，卻常被用來建構扭曲的敘事，模糊真假之間的界線，將事實與意見混為一談。錯誤資訊（disinformation）並非始於 AI，然而今日 AI 卻成為其強大的放大器。操弄內容、影像與影片的能力，使人們暴露於偏頗或誤導的觀點之中。這個問題兼具文化與道德層面，因為公共傳播的品質直接取決於社會信任，反過來也形塑社會信任。同時，真實的資訊並非來自集中化或自動化的管控。在公共論述中，事實的真相具有理性層面，因為它需要查證、交叉比對來源以及負責任的論證。進一步地說，它具有深刻的關係性，是透過信任的連結與共同的實踐所建立，並透過與他人、與世界的誠實交流而形成。唯有共同追求事實的真實性——將其視為共同利益——才能為公正的傳播提供堅實的基礎。

133. 那些握有強大科技與經濟資源、並擁有大量人力資本以進行介入者，具備左右文化變遷的重大能力。歸根結底，他們得以影響大量人群對於人類、世界、存在意義、家庭乃至天主之真理的理解。這是脫離真理的純粹權力，它或隱或顯地將自己希望他人接受為真的事物加諸於人。其根源處藏著一種更深、且往往未被察覺的「病態」：「現代人錯誤地確信，他自己是自身、生命與社會的唯一作者。這是一種源於自我封閉、自我中心的傲慢推定。」¹³⁹ 因此，人們相信他們可以建構現實，而最符合他們主張的事物就等同於真實。聖若望保祿二世曾省思這場「真理危機」的後果，甚至斷言：「一旦失去那個由人類理性所能認識、關於善的普世真理的觀念，良心的概念也必然隨之改變。」¹⁴⁰ 在這樣的脈絡中，那些先於我們存在、良心應當接受的普世有效真理，便不再被承認。這促使教宗方濟各以務實的態度發問：「如果沒有那由歷代反省與深厚智慧所生的信念——即每一個人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還算什麼？」他繼而結論道：「社會若要有未來，就必須尊重我們人性尊嚴的真理，並服從於此真理。謀殺之所以為錯，並非只因為它在社會上不被接受、被法律所懲罰，而是因為有更深刻的信念。這是透過理性所達致、在良心中所接受的、不容妥協的真理。一個社會之所以高尚與正派，並非偶然，乃是因為它支持對真理的追尋，並堅守最基本的真理。」¹⁴¹

134. 對真理的追尋是民主的本質要素，而民主本身則是貢獻於共同利益的一種方式。當有關真實的問題失去吸引力、實用主義抬頭——只滿足於看似有用或有效的事物——民主的生命就會被削弱。畢竟，民主不只是規則與程序，更在於與事實的紮實一致，以及對個人與整體社會之善的真誠承諾。對真理的冷漠，會緩慢但確實地將我們推向極權主義。正如哲學家漢娜・鄂蘭所寫，這類政權的理想臣民並非那些被意識形態所說服的人，而是「那些對事實與虛構（即經驗的真實）之區分、對真與假（即思想的標準）之區分，不再存有意識的人」。¹⁴²

傳播與集體想像

135. 有鑒於此，我們必須重申，傳播「不僅是資訊的傳遞，更是文化的創造」。¹⁴³ 在數位環境中流通的內容，形塑了人們對世界的感知，將圖像與敘事帶入集體意識，引導我們的渴望，並影響我們的日常選擇。這「並不是一個平行或純粹虛擬的世界」，¹⁴⁴ 因為今日在線上產生的事物，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對於年輕一代而言。

136. 為此，那些掌控數位平台與傳播工具者，具有相當大的能力去影響集體想像，並將某一特定的現實觀呈現為令人嚮往的。這樣的權力必須持續以追尋真理與尊重人的尊嚴為導向，使得在網際網路上所培育的文化，不致淪為過度分心、同質化或宰制的工具，反而成為內在自由與批判思考得以成熟的場域。

邁向傳播的生態學

137. 我們的首要任務，既不是將科技工具妖魔化，也不是將之偶像化，而是基於一項根本原則來運用它們，即：真理是共同利益，而非掌權者或具影響力者的財產。為此，我們必須推動傳播的生態學。在公共政策層面，這意味著建立規範，使內容選取與發展背後的決策更為透明，並保護個人資料。在社會與文化層面，這需要強化中介組織、嚴肅的新聞工作以及辯論的論壇——在這些場域中，理性論證與查證比即時反應更具份量。對家庭與學校而言，對於數位工具、AI 與線上商業及金融平台之適切、批判性使用的新興教育意識與培育，需求日益迫切。在大學中，主要的挑戰在於知識的整合：既培養連結並綜合知識以掌握複雜性的能力，亦培育查證事實所需的技能。

138. 基督徒團體同樣蒙召投入於傳播的透明性與對事實的誠實追求。可悲的是，事實並非總是如此。我們懷著羞愧目睹了一些痛苦的真相浮現——其中甚至涉及教會成員與教會的實況。特別是某些記者，出於對真理的熱忱，在揭發不義與虐待方面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對這些人，我願意重申教宗方濟各對記者們所說的話：「我也感謝你們告訴我們教會中出錯的事情，幫助我們不把它掃到地毯下，並為虐待的受害者發聲。」¹⁴⁵ 然而，警覺與透明首要而最重要的，仍是教會自身一項嚴肅的責任，我們不應等待他人來逼迫我們，才去面對關於我們自己的不舒服的真相。

數位時代的教育聯盟

139. 在這個真理常被扭曲以服務特定利益與傳播策略的時代，教育的領域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性。然而，急速的科技轉型也揭露出，我們在教育層面是多麼地措手不及。數位媒體的無所不在助長了一種即時與過度刺激的文化，這引發了疲勞、無聊與冷漠，使人不願承擔追尋真理所需的努力。

140. 相對地，教育是一段需要耐心的漫長旅程，因此需要時間發展，需要與超越表象的現實互動。這是個根本問題，因為每一種科技都會形塑使用它的人。為此，教育人們關於 AI 的使用，意味著教導他們判斷何時、為何不應使用它。能夠如此迅速、輕鬆地得到答案或摘要，可能使人們失去提問的渴望——而提問是一個唯有經過時間才會結出果實的過程。正如柏拉圖所寫，最深刻、最重要的事物，唯有經過長時間與努力，透過與他人的討論——彷彿燧石「相互敲擊」般共同碰撞觀念與經驗，才能在我們內心點燃理解的火花，方能領悟。¹⁴⁶ 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在使用 AI 時保持節制，並保護我們的年輕人遠離「完美機器」的承諾——遠離那種狡猾的誘惑：正當人類思考最為必要之時，它卻使其顯得彷彿多餘。

141. 近年來，心理學與精神醫學文獻日益堅定地記錄到，過早且未經監督地接觸數位裝置與社群媒體，會對睡眠、注意力廣度、情緒控制與人際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在生命中最脆弱的階段，有時更會釀成悲劇性後果。再加上輕易接觸到冒犯感受的暴力或貶低性內容、色情與過度性化的素材、輕視身體與情感的訊息，以及將危險行為正常化的提議——情況更為惡化。網路上的誘騙（grooming）、勒索與對未成年者的性剝削現象並不罕見，而假帳號、助長危險接觸的演算法以及能夠操弄影像和影片的 AI 工具，使這些行為更加陰險難防。過早擁有個人行動裝置、又在沒有成人監督下使用，可能加劇年輕人的脆弱性，助長成癮，使他們暴露於孤立、霸凌與網路霸凌之中，並承受被迫分享私密影像或敏感資訊的壓力。

142. 父母單獨難以抵擋那些把注意力與時間貨幣化的商業模式的影響。因此，必須在政策制定者、教育機構與家庭之間形成一種聯盟，以具體支援成年人完成這項任務。我們需要具有遠見的公共政策，去反制那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平台之即時利益——當這些利益與未成年者的福祉相衝突時。在這方面，立法者進行干預以設定年齡限制、要求服務提供者承擔責任而非將控管的整個重擔轉嫁給家庭，並提供針對一切線上性剝削與性暴力之具體保護，乃是適當之舉。如此，受託於我們照顧之下的兒童與青少年，方能真正像珍貴的寶藏一般受到保護。¹⁴⁷ 同時，也有必要教導兒童、青少年與年輕人如何辨識操弄、捍衛自己的尊嚴，並在數位環境中尊重他人的尊嚴。¹⁴⁸

學校的核心角色

143. 學校是新世代得以學習尋求並熱愛真理、反省生命意義並認識每一個人之尊嚴的場所。為此，許多父母——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建立關係的能力、發展批判思考能力與擁抱穩固價值觀方面有所成長——對學校寄予厚望，視之為孩子教育的寶貴夥伴。然而，父母擁有首要且不可剝奪的權利，可依其道德、文化與宗教信念，選擇給予子女何種教育與培育。今日，教育的世界面臨若干急迫的挑戰。

144. 第一個挑戰是社會政治面的。無論是在個別國家內部或在世界不同地區之間，基本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取得仍存在顯著的不平等。在許多國家，政府尚未投入足夠資源以保障所有人皆能獲得優質教育，無論是適切支持公立學校系統，或是協助那些提供此項基本服務的私立機構。當相當大比例的各級教育交由私立機構承擔時，就學機會可能過度依賴於家庭的經濟能力，尤其是在缺乏適切公共支援的情況下。面對這項風險，仍有必要肯定並鼓勵眾多天主教私立教育機構的貢獻——它們確保了不同背景的兒童與年輕人都能獲得包容性的入學機會，即使在家庭經濟條件原本無法支應之時。

145. 第二個主要挑戰是教學法的。許多教育系統難以跟上變遷的步伐，亦難以支援學生的整體發展。資訊科技與 AI 的推進，正快速地使那些為另一個時代所設計的課程過時。與此同時，學校的組織、實體空間、評量方法乃至教師本身的角色，都必須重新思考，以促進一種真正整體的教育，回應人的每一個面向。有必要支持教師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的持續培育，使他們能夠正面地與新科技互動，幫助學生負責任地、批判性地、創造性地使用這些科技，而非被動地屈服於它們的影響。

146. 第三個主要挑戰是知識面的、屬於理智的層面。若缺乏細心關注，一個對真理缺乏熱愛的教育體系可能因而興起——在其中，源源不絕的資訊取代了研究、反思與分辨之根本的操練。隨著知識愈加碎裂，便愈難掌握整體實在，難以提出關於意義的深刻問題，難以發展出真實、批判而具創造性的思想。許多教育工作者已經指出去人性化的徵兆：人們可能「知道很多事情」，卻難以在生命中找到方向，部分原因正是無法將資訊與更深層的知識相連結，亦無法維持目的感。我們需要一種真正健康的態度，這要求一種包含寂靜、深入研讀、閱讀與審慎分析的節奏——若缺少這些元素，內在自由便可能受到危害。

147. 教會的社會訓導邀請家庭、學校、基督徒團體與公共機構共同形成一個革新的教育聯盟。當基本原則被轉化為教育目標之時，這聯盟便成形——這些目標包括教導學生節制與限度的意識；認識他人與後世子孫對那些為我們所提供、或由人類智慧所創造之美好事物的權利；自由與責任；以及對超越性與共同利益的敏感度。學校的使命並非追趕數位世界的節奏，而是提供數位領域本身無法給予的事物——亦即一段共同學習、培養可信賴關係的時間。

數位轉型期中工作的尊嚴

工作的價值

148. 自從《新事》通諭開啟了教會社會訓導以來，教會一直強調對勞工的保護，以及對抗一切形式剝削的必要。然而最重要的是，教會訓導已認識到工作乃是理解整個社會問題的「本質鑰匙」¹⁴⁹，因為人是透過工作來發展其存在的諸多面向。有鑒於此，我們得以理解努西亞的聖本篤的偉大洞見：他將祈禱與工作合而為一，顯示日常活動乃是人對天主召叫之回應的一部分。我們既受造為造物主的肖像，我們的工作便以某種方式延續了祂的工作，因為藉著工作，我們為社會的進步與共同利益貢獻心力，善用我們所領受的能力，改善並美化世界，扶持我們的家庭，建立合作關係，並透過聆聽與對話，學習一起建造任何個人單獨無法成就之物。

149. 基於這些原因，工作不僅是工具；它表達並提升我們生命的尊嚴。它是人之處境的要求，是邁向成熟、發展與個人實現的正常途徑。在此意義上，對窮人的金錢援助有時在緊急情況下或許是必要的，但不能成為唯一的回應，因為目標是讓每個人都能透過自身的工作有尊嚴地生活。¹⁵⁰

150. 今日，自動化、機器人技術與 AI 的匯流，正快速改變工作本身的結構。據說這將為每個人帶來巨大的改善。然而事實上，這些「新的」工作方式並不必然更好，因為「儘管 AI 承諾透過接管平凡任務來提升生產力，但它卻常迫使勞工去適應機器的速度與要求，而非讓機器被設計來支援工作者。結果是，與 AI 所宣傳的好處相反，當前的科技作法可能弔詭地使勞工的技能退化（de-skill），讓他們置身於自動化的監控之下，並將他們貶抑為僵化、重複性的任務。跟上科技節奏的需要，可能侵蝕勞工的能動感（agency），扼殺人們期待他們在工作中展現的創新能力。」¹⁵¹ 正是為了避免這種偏離，我們有必要設計以人為核心、而非僅以效能為導向的系統。

失業的問題

151. 聖若望保祿二世曾承認，失業是一種嚴重的惡。事實上，當失業達到大規模程度時，就會成為真正的社會災難，特別需要國家負起責任。¹⁵² 今日，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之中，這項憂慮更為急迫，因為創新往往僅為了降低成本與增加利潤而被追求。¹⁵³ 在某些脈絡中，人們合理地擔憂可用工作機會將出現顯著且急速的萎縮，並引發連鎖反應，深刻衝擊家庭、年輕人與在地經濟。在許多產業中，這已經以新型態的工作不穩定與不平等顯現出來——一小部分高度專業化的人享有超額報酬，而大部分勞動力的薪資卻在下降。

152. 當然，我們樂見科技解除人類繁重、重複或危險的勞動，並為人類活動提供智慧支援。然而，保護就業機會以及個人不可取代的角色，必須維持為一般通則。追求更多利潤不能合理化那些系統性地犧牲工作的選擇，因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經濟秩序必須從屬於人的尊嚴與共同利益。

153. 同時，我們必須承認，每一次真實的轉型都伴隨著斷裂，因為它是不平均的、零碎的，有時更是衝突的。因此，並不存在單一的變遷模式或普世適用的解決方案，因為有些地方、有些處境需要不同的回應。鑑於我們世界所存在的不平等，AI 與計算系統的擴散在不同地方產生不同的效應。富裕社會以快速且混亂的方式自動化，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並為失業與制度摩擦騰出空間。相對地，世界上廣大的地區仍困於混合型經濟之中——低薪人力勞動與部分科技共存，卻未能達到真正的轉型。這些地區成為不穩定勞動的場所，是不穩定與被迫遷徙的溫床。為此，解決方案必須在國家與地方層級，透過中介社群的參與來尋求。我們需要具有適應性的工具，包括結構完善的模式、在地倡議、漸進性的重分配，以及取得基本物品的新權利。我們不應追求一種抽象的和諧，而是要在這個轉型的時代建構具體的人類共存形式。

154. 工作仍是人類經驗的根本面向，因為它不僅是維生的手段，也是表達、建立關係並為社群作出貢獻的場域。為此，與工作相關的問題遠超過家庭存續所需的收入。一個只能保障一小部分人口就業的社會，儘管擁有高度的技術發展，卻可能讓許多人陷入被迫的無所事事、責任的缺失、缺少日常任務與刺激，導致人性與文化的貧瘠。這造成了物質進步與人類學退化的悖論，動搖了公正與穩定社會和平的根基。為此，教會的社會訓導堅持，人人都能取得工作，必須是公共政策與經濟過程的高度優先項目，並作為評估任何發展模式之人性品質的判準。¹⁵⁴ 進一步地說，在世界上那些工作因不受民主控制的科技與組織程序而傾向減少或發生根本變化的地區，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質及其與公民身分的連結，確保失業不會危及社會參與。

155. 在這份信念之光中，我們得以更深入體會《新事》通諭之後教會社會訓導的歷史。從此一傳統中興起的各項倡議，包括協會、工會、合作社與福利組織，已在改善勞動立法、保護最弱勢者、推動更人性條件方面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¹⁵⁵ 然而今日，面對 AI、市場新的組織方式以及極少考慮社會永續性的競爭所驅動的轉型，這些工具自身已不再足夠。我們需要政治領導人、勞工組織、商業界與科學界之間新的協作努力，以迅速發展出充分的共同規範與保障——包括在國際層面上。¹⁵⁶ 教會一貫支持的工會，蒙召對新型態的就業與勞工相應的需求保持開放，以代表並捍衛他們。在此脈絡中，若無大膽的決策，更深的貧窮與不平等的前景就會迫近——這將使許多人被邊緣化、滯困無路，並被那些已取代他們的機器與自動化系統所環繞。

156. 在這個轉型的時代，僅在工作消失時才作出反應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預先治理這場轉型。一條可行的路徑是，首先，為創新建立社會性的判準。在此，每一次自動化與 AI 的導入都應伴隨著可驗證的措施，以保護勞工的就業、再培訓與參與。如此，科技才能朝向釋放人類的時間與能力的方向發展，而非製造排除。第二，我們需要主動的政策，使持續培訓與專業轉型對所有人都觸手可及，確保適應的成本不會獨自落在個人身上。最後，企業必須承諾將工作的品質與尊嚴納入其成功的指標。當這些條件具備時，創新就能成為更安全、更具創造力、更有尊嚴之工作的盟友；缺乏這些條件，創新便容易淪為不公義的加速器。

重視尊嚴的經濟

157. 勞動市場是新興科技相關風險最清楚浮現的領域之一。為此，我們必須謹記，經濟自由並非絕對；它必須始終以共同利益與每個人的尊嚴為衡量。企業創業精神確實可以是真正的召叫，能夠創造財富並改善生活，而非僅僅是一個依賴利潤的變數。當它認識到創造有尊嚴、有價值的工作乃是其對社會適切服務之本質的一部分時，這便成為可能。¹⁵⁷

158. 教宗方濟各曾以先知性的精神警告：不能只在言詞上宣揚經濟自由，而實際情況卻使許多人無法從中受益。¹⁵⁸ 那些頌揚效率與個人成功的經濟模式，常將對弱勢者或發展步伐較慢者的投資視為無用或不便，彷彿他們的未來僅取決於他們跟上「贏家」步調的能力。事實上，一個公正的社會需要警覺的國家與公民機構，能夠超越唯一效率的心態，並確保資源、創造性的解決方案與規範優先嘉惠最脆弱者。¹⁵⁹ 與其等待經濟成長的好處「最終」惠及窮人，必須作出決策，使成長從一開始就具備包容性。最近數十年的經驗顯示，在經濟與金融危機中，付出最大代價的總是窮人，而那些承諾自動帶來普遍繁榮的理論往往被證明是虛幻的。

159. 我們有必要超越當前的發展衡量指標——八十多年來與「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概念緊密相連——因為這些指標幾乎系統性地忽略了對人們與環境整體福祉至關重要的層面。發展補充 GDP 的參數與指標，對於改善分析所用的資料庫、政治與經濟決策，以及確立區域、國家與國際層級的優先事項至為關鍵。引入新的參數，將能夠對立法與監管決策如何影響工作尊嚴、共享繁榮、不平等的縮減與環境保護，作出全面而及時的評估。它也將影響發展的概念、教育的歷程、心態與輿論——以及和平，因為唯有當和平建基於正義之上，才是真實的。

160. 近年來，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並經歷了顯著的創新，部分是受加密貨幣引入的推動。我的前任們在教導中——尤其在其通諭中——所包含的反省與觀察，已突顯出金融中介部門「在缺乏必要的人類學與道德基礎運作時，不僅產生明顯的濫用與不公義，更展現出能引發系統性、全球性經濟危機的能力」。¹⁶⁰ 同樣地，來自資本的收入正有取代來自勞動的收入之風險，而勞動收入常被排擠到經濟體系主要利益的邊緣。然而，當儲蓄轉化為實體經濟的信貸，從而創造就業機會與自雇工作時，這對於發展、以及對於必須伴隨持續轉型的投資而言，仍是至關重要的。信貸的社會功能仍是不可取代的。為其自身而存在的金融，與以發展、創造、演進工作為目的之金融，根本上是不同的。

161. 這個視角需要納入對全球動態的更廣闊觀照之中。雖然世界的財富在絕對量上有所增加，但它日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無論國內或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都在擴大。「擁有太多的人寥寥可數，而擁有太少的人卻為數眾多——這便是今日的邏輯。」¹⁶¹ 科學與科技的進展——即使在醫療領域——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並非容易取得，這在最近的疫情中已戲劇性地展現出來。當某些地區大量投入於非必要的介入，或投入於僅有少數菁英能夠負擔的個體增強的夢想時，世界的另一些地方卻連挽救數百萬人類生命所需的基本設備都付之闕如。若認為新興科技將自動造福每個人，便是無視眼前的事證。除非在設計階段的轉型就以防止新的與更進一步的差距為優先，否則科技進步必然會產生結構性的不平等。今日，正義要求人人都能取得創新所帶來的利益，包括照護、知識、工具與機會。

162. 為修正失衡，公正的法律與重分配的方法當然是必要的——包括稅制，以減輕最弱勢者的負擔，並要求擁有較多資源者付出更多。然而，社會正義的追求不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議題、僅在財富生產之後才處理，彷彿經濟僅為了創造財富而存在，政治家事後才介入加以分配。事實上，正義關乎經濟活動的每一個階段——從資源取得到融資，從生產到消費；每一個選擇都有道德後果。¹⁶²

163. 在 AI 與機器人技術的時代，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可能僅僅依賴市場那「看不見的手」。¹⁶³ 政治的任務在於將經濟與科技導向共同利益，推動有尊嚴的工作、社會包容以及創新效益的公平分配。由於許多經濟決策超越了國界，因此也需要國際合作，以界定共同策略——特別是有利於最脆弱的國家與人民——以促進發展並超越福利依賴。這些選擇背後的思想是：每個人不可衡量的尊嚴、共同利益，以及一個真正為所有人治理的世界。和平與發展之間的相互依存——正如聖保祿六世於 1967 年具先知性地寫下的——¹⁶⁴ 今日依然適用，因為唯有當繁榮是廣泛的、包容的且永續的，它才能貢獻於和平的建立與鞏固。

164. 從務實角度而言，在 AI 與機器人技術的時代，要確保經濟有利於人性尊嚴，意味著採取若干堅定行動的判準。第一，透明與問責：當資料與演算法影響到信用分配、人事選擇或服務與機會的取得時，必須讓決策是可理解的、可申訴的、並受監督的，使個人不被化約為單純的「側寫」。第二，包容與可及性：創新的好處必須搭配對技能、基礎設施與必要服務的投資，確保科技不致加深貧富之間的鴻溝。最後，確保公平的措施：稅制、社會保障與產業政策必須修正財富與權力集中所造成的失衡。事實上，這些判準並非對創新的箝制；相反地，它們使創新更文明、更具人性。

家庭與年輕人：希望的社會條件

165. 家庭是首要的社會性善。家庭建基於一男一女之間恆久的結合，是每個人發展其潛能、意識到自身尊嚴、學習真理與良善之最初樣貌的第一個環境，並內化那些為社會生活作準備的習慣。¹⁶⁵ 作為第一個自然社會，並擁有根本性的權利，家庭乃是一切社群組織之根本而不可取代的細胞。¹⁶⁶ 為此，當政治計畫與重大經濟決策將家庭貶為邊緣或次要的角色時，整個社會體之真實成長便受到危害。¹⁶⁷

166. 然而，家庭是一個脆弱的社會性善，會立即受到正重塑工作本質的經濟與科技轉型所影響。它因此需要文化、法律與經濟的支持。失業與工作不穩定對家庭結構的破壞性影響眾所周知。在短期內，降低勞動成本或極大化財務效率或許看似有利；但長遠而言，這卻在侵蝕社會共存的根基。當科技的成功被慶賀之時，社會的織錦卻彷彿被一種無聲的病毒漸進地侵蝕。

167. 對年輕人而言，工作的不穩定尤其具破壞性。正如美國主教們所提醒的，工作不僅是收入的來源，更是一個關鍵的場域，在其中身分被形塑、友誼與關係被建立、實際責任被學習、自己的召叫被分辨。¹⁶⁸ 當工作機會因高失業率、不足的培訓制度或結構性障礙而受到阻礙時，許多年輕人會發現通往人性與專業實現的道路被阻斷。一生中需要多次轉換工作的需要，要求提供持續的更新與再培訓，使新世代能夠勝任地、獨立地面對一個既變動、又常常難以預料的經濟環境所帶來的風險。¹⁶⁹

168. 由此產生一項特定的公共責任。國家有責任支援企業活動，藉著營造有利於就業的條件、在工作缺乏之處推動工作、並在危機時期捍衛工作，因為工作是家庭與社會的首要善。¹⁷⁰ 特別是在一個持續科技轉型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種政治的創造力，以推動「工作」並將家庭與下一代置於中心；否則，我們的經濟進步將轉化為新型態的不安全與排除。

169. 在這個轉型中支持家庭與年輕人，需要作出能使穩定成為可能的選擇。如上所述，勞動政策必須推動就業的延續性與品質，反制將不穩定視為生活常態的傾向，並鼓勵切合實際的職場進入與專業成長的路徑。第二，必須有措施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因為缺乏工作、休閒與休息之間的適切平衡，家庭便受到削弱，年輕人也難以發展出責任感。進一步地說，投資於可及的教育與再培訓至為關鍵，使數位經濟所要求的職業流動性，不致淪為能夠更新技能者與不能者之間的嚴酷篩選。最後，必須支持社會的連結，藉著陪伴生命選擇、防止不確定性引發孤獨或成癮的網絡與教育性團體。若能落實這些，這些科技轉型便能在不損及建構未來之能力的情況下被駕馭——而那建構未來的能力，正是使社會繁盛的關鍵。

對抗依賴與商品化以捍衛自由

依賴與社會控制

170. 在反省了真理與教育、工作與家庭之後，我們現在必須思考數位革命對人類自由的影響，並處理對個人心理健康及更廣泛社會挑戰的種種風險。與「數位注意力經濟」相連的更隱微之成癮形式，不應被低估，因為平台與服務常被設計來捕獲使用者的時間與注意力，利用他們的脆弱、並削弱他們的內在自由。當商業模式以人性的軟弱為生時，人就被當作手段而非目的；那些設計或資助這類系統的人，承擔著不容忽視的道德責任。我們急需推動能夠強化內在自由的科技，藉著培育數位節制的教育與保護未成年者，從而反制那些剝削脆弱的模式。

171. 另一項風險——較不顯眼，但同樣嚴重——是大規模資料收集與演算法系統的使用所致的社會控制。當每一個行動——舉動、購買、人際關係與偏好——都留下痕跡時，一種新型態的權力便浮現，即側寫、預測並影響行為的權力，而且往往人們對此並無充分意識。如果這類資料被用來作出影響具體機會的決策——例如信用、就業或基本服務的取得——便有破壞自由並歧視最脆弱者的風險。進一步地說，控制不僅透過明確的禁止，也透過可見性的構造——什麼被放大、什麼被隱沒，什麼被獎勵、什麼被懲罰——而被行使，最終形塑意見與選擇，助長從眾與自我審查。為此，數位時代的自由不僅是內在的事，更是公共的關切。它呼求明確的規則、透明性、可訴諸申訴的可能性，以及對侵入性科技之使用的相稱限制，使科技得以保持在為人服務的位置，而非成為對良心的控制形式。

172.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一種科技至上與後人類主義的心態，傾向於將人視為可被操弄的對象，或可被優化的資源，¹⁷¹ 移除了一切對無節制利潤追逐的防護。其所推崇的是效率，而非對自由與人性尊嚴的尊重。某些後人類主義思潮甚至設想出「二等」的人類——附屬於那些自認為更優越之菁英的利益。當這項令人不安的前景與能夠指數性增加控制與篩選能力的科技工具結合時，問題就變得更為嚴重。即使是某些結構性的負債形式——使整個民族陷於依附狀態——也以新的形式反映出同樣的心態：一種容忍類似奴役之從屬關係的心態。

打破新型態奴役的鎖鏈

173. 這種扭曲的人性觀，在今日反映於各種與數位經濟直接相關的奴役形式中。在 AI 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事物是非物質的或如魔法般的。每一個看似即時且完美的回應，都是漫長中介鏈條的結果，涉及廣大的自然資源網絡、能源基礎設施，最重要的是——人。數位經濟運作的相當一部分，依賴數以百萬計人們默默的勞動——他們從事著至關重要卻大多隱形的活動，例如資料標註、模型訓練與內容審核，而後者往往涉及令人不安的內容。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勞工是年輕人，主要是女性，在嚴苛的條件下以微薄工資工作。除了這隱形的勞動之外，還有更為艱困的工作——開採生產 AI 所依賴之裝置與微處理器所需的資源。在世界的某些地區，兒童與青少年在危險的條件下工作，碾碎那些提煉稀土元素所需的原料。這些人的身體被刻劃、傷害、磨損，只為了讓計算的洪流不被中斷地繼續流動。進一步地說，犯罪網絡利用線上平台、訊息系統、匿名支付方式與側寫技術，去招募、控制並運送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其中絕大多數為未成年人——將男人與女人化約為可被追蹤的「資料」和可在支撐全球經濟之同一數位迴路中被搬運的「貨件」。這個事實深深挑戰了我們時代的道德良知。若僅僅訴諸效率、或頌揚創新的好處還不夠——如果這些是建立在一條被刻意隱藏的剝削鎖鏈之上。如果科技承諾解放，卻產生新型態的全球從屬，那麼它就違背了人性尊嚴這一根本原則。

174. 對抗新型態的奴役的奮鬥，是 AI 與數位轉型在倫理分辨上的一場決定性考驗。延續良十三世所開啟的傳統，教會重申她對一切形式的奴役、人口販運與將人商品化的堅定譴責。她同樣強調，反省與行動的迫切需要——這些反省與行動需以每一個人不可剝奪的尊嚴與共同利益為焦點與目標，亦作為一切個人、社會與政治選擇的指導判準。若缺乏這種倫理性、人性化的反省，數位系統日益增長的權力，可能會引領我們走向新的暴行——這些暴行，與我們今日所悲嘆的過去暴行相比，恥辱不遑多讓——而我們卻仍以「先進」、「文明」社會自居。

175. 人口販運必須被認定為當代的奴役形式，也是對人性尊嚴的嚴重侵犯。對此未能堅定回應，或以任何方式容忍這些做法，在某種意義上便是成為今日罪惡的共犯——這些罪惡，與過去奴役被掩蓋與被合理化時的罪惡並無二致。¹⁷²

176. 在教義的發展過程中，教會逐漸對這些議題的嚴重性有了更深的覺察。確實，過去的事件不能以年代倒置的方式評斷，彷彿那些經時間方臻成熟的道德判準一直早已存在。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或淡化社會與教會曾延宕多時才譴責奴隸制這場禍患的事實。在古代與中世紀，許多個人甚至教會機構都擁有奴隸。早在近代初期，羅馬宗座因應主權者的請求，多次介入以規範並使某些形式的奴役合法化，並在某些情況下使「不信者」的奴役合法化。¹⁷³ 直至十九世紀，對奴隸制度的正式、絕對、普世的譴責才得以明確闡述，尤其是在教宗良十三世任內。¹⁷⁴ 這項發展提供了一個明確的例子，顯示教會對其所守護之啟示永恆真理的理解之成長。雖然實踐上並非總是一貫——奴隸制度在被毫不含糊地譴責之前，曾長期被容忍——但對於每一個人——按天主肖像受造之人——之尊嚴的肯認，貫穿了整個歷史，即便其與奴隸制的完全不相容性，花了十八個世紀才被明白承認。這構成了基督徒記憶中的傷痕，是我們不能視為與己無關的傷痕。¹⁷⁵ 當我們默想那麼多人所承受的巨大苦難與屈辱——這與他們作為被上主無限鍾愛之人所擁有的無可衡量之尊嚴，形成尖銳的對比——我們不可能不感到深深的悲痛。為此，我以教會之名，誠摯地懇求寬恕。

177. 正因如此，對於過去面對奴隸制不義時之共謀與盲目的記憶，成為一個警醒的呼喚。我們所學到的，必須轉化為現今的分辨與責任。如果我們希望避免將來再度因未能尊重信仰所要求的人性尊嚴之寶藏而需懇求寬恕，那麼今日就有責任清晰而堅定地譴責人口販運的眾多形式，並與所有投身於此事業者一同，支持預防、保護、解放與重建的具體努力。

178. 即使在今日，殖民主義也以新的形式呈現。它不再僅僅宰制身體，而是奪取資料，將個人生活轉化為可被利用的資訊。整個地區——尤其是那些以結構性脆弱與有限地緣政治份量為特徵的地區——目前正受到一種新的攫取心態之支配：對健康資料、流行病學側寫、基因圖譜與人口統計資訊的攫取。這些已成為新的「稀土」——權力的稀土：那些一旦被匯總與分析便可用來訓練預測模型、引導投資策略、預判危機，並——最重要的——決定誰與何事被認為「重要」的關鍵資料。那些掌控整個民族的健康資料者——這些資料常以援助、研究或創新之名被收集——對未來擁有結構性的槓桿，因為他們得以塑造需求與市場。他們也得以比他人先一步決定，藥物、投資與保護將被分配給誰。此處正是我們時代最迫切的道德挑戰之一：確保共享的知識真正成為共同利益，而非宰制的工具。這需要將描述個人的資料歸還給個人，更要將決定其如何被使用、由誰使用、為誰之利益使用的權能歸還給個人。否則，數位時代將不會是後殖民的，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殖民。

179. 新型態的奴役由經濟鎖鏈與數位基礎設施所助長。為此，必須在多條戰線上採取行動。第一，支撐科技產業與數位經濟的供應鏈必須變得更為透明，使任何競爭優勢都不能建立在隱蔽的剝削之上。第二，企業與投資者必須採取明確的預防性倫理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的判準，將保護勞工、對抗強迫勞動，以及對資料驅動之商業模式的社會影響進行評估，置於其優先事項之中。進一步地說，數位平台必須與當局及公民社會負責任地合作，以防止傳播、支付與側寫工具淪為招募與控制受害者的渠道。當這些努力匯聚之時，數位環境便能從剝削的場所轉化為保護、預防與推動人性尊嚴的場所。

共同責任

180. 剛才所考量的不同領域——公共生活中對真理的追尋、數位環境中的教育、工作的轉型、家庭的脆弱與新型態的奴役——並非彼此孤立的現象。相反地，它們反映了一個共同的根本問題：如果科技成為終極判準，人就有被化約為資料、機器中的齒輪或商品之虞。然而，如果科技能與睿智的視野相結合，它就能成為成長、正義與兄弟情誼的工具。

181. 從這個視角來看，教會的社會訓導呼求一種共同責任。它請求這些歷程以遠見來指引：由能夠規範而不窒息、保護而不取代的機構來指引；由將工作與尊嚴視為成功之衡量的企業來指引；由重建信任與關係的中介組織與教育性團體來指引；以及由培育責任、節制、分辨與真理感的公民來指引。唯有如此，創新才能真正服務於整體人類發展，而非淪為排除與宰制的源頭。也唯有如此，進步的承諾才能被認定為真實——因為它是以每個男人與女人不可侵犯的尊嚴為衡量。

第五章 權力的文化與愛的文明

182. 在考察了人工智慧如何轉變生活與社會的某些面向，尤其是對人的尊嚴所帶來的嚴重影響之後，我們現在必須將注意力轉向更為悲劇性的議題——戰爭。在此，問題不僅僅在於新工具的效率，更在於這樣的風險：脫離了倫理與責任的科技，將使有關生死的決定變得更迅速、更非個人化，並將使用武力呈現為一種立即可行的選項。在一個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和平並非眾多議題之一，而是普世共同利益的先決條件，也是衡量各民族——尤其是那些承擔治理責任之人——道德成熟度的試金石。

183. 數位革命正在改變衝突的本質。在傳統戰爭之外，還出現了諸如網路攻擊、資訊操弄、影響力行動以及戰略決策自動化等混合形態。人工智慧在這些過程中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特別是在許多科技本身具有雙重用途的脈絡下。因此，為防禦而創造的，可以被迅速轉用於進攻，而保護與侵略之間的細微界線變得模糊。人工智慧雖能增強對平民的防禦與保護，但它也可能降低使用武力的門檻，使人卸除責任，並助長一種文化——在其中，敵人被簡化為統計數字，受害者則淪為「附帶損害」。面對這些轉變，我們必須重新喚起社會訓導的諸項原則——人的尊嚴、共同利益、財物的普世用途、輔助性原則、團結互助與正義——因為這些原則正是判斷科技究竟在真正服務人類，抑或在奴役人類的準則。為此，我們應將這些原則視為決策的指引方針。

184. 因此，在本章中，我將比較兩種對立的進路——這兩條進路我已在引言中藉著聖經意象提出過。一方面，是建造巴別塔的誘惑，依靠權力與驕傲。另一方面，則需要耐心去「一片片地」重建耶路撒冷，如同尼希米時代那樣，藉以守護人性與共同利益。

185. 若我們審視全球的動態，便能更清楚地辨識出一種以兩極對立和暴力為特徵的權力的文化正在蔓延。當代的巴別塔不僅可見於全球化的科技至上的典範中，也可見於對立的帝國主義之間的遙遠衝突——即那些希望維持其霸權的勢力，與那些渴望奪取該霸權的勢力之間——其結果是各種局部衝突的層出不窮。再者，似乎沒有任何極限能阻止那場由非人化的野心所驅動的競賽，即發展越來越強大的科技、或確保對這些科技的掌控。然而，儘管有這種向下沉淪的螺旋，我們也能瞥見絕大部分的人類仍在努力保持人性，致力於建造共存與和平的聖城。我們往往在不自知中成為這座城市的建造者，是笨拙的工匠，能夠做出慷慨的舉動，卻缺乏整體的視野。這項建造工程比較緩慢、比較不顯眼、也比較不引人注目，它有待更佳的理解與更大的協調，使其成為每一個共同體——從家庭、國家，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有意識且明確的責任。正是這份承擔的展望、這座希望的工地，我們稱之為「愛的文明」。

數位時代中的愛的文明

186. 當聖保祿六世創造「愛的文明」這個詞語時¹⁷⁶，世界正處於冷戰、軍備競賽與嚴重經濟動盪之中。在那樣的脈絡下，教會提出了一條有別於各種制度之間意識形態對立的替代道路，並設想了一種社會秩序——其中正義與愛德相互交織，愛成為經濟、政治與文化生活的指導原則。今日，我們必須堅定地重拾這個願景，因為愛的文明絕非天真的烏托邦，而是一項嚴峻的工程——它在於將愛德轉化為正義的結構，賦予兄弟情誼以制度形式，並將他人——無論是個人或民族——視為建造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盟友。正如《眾位弟兄》通諭所提醒我們的，唯有這種社會性的愛能夠成為一種文化與規範，從而帶來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將單純的武裝共存轉變為一個共享未來的共同體。¹⁷⁷

187. 這項洞見在當前數位轉型的脈絡下顯得更為根本。數位網絡、全球化經濟與人工智慧的發展創造出越來越緊密的紐帶，將某地所作的決定與其在他處所產生的效應即時連結起來。在這層意義上，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論及各民族之間日益增長的相互依存的話語，至今仍合時宜，因為共同利益正獲得日益普世的向度，其權利與義務關涉整個人類大家庭。¹⁷⁸因此，愛的文明的計畫，必須承擔起將這種被強加的相互依存，轉化為意願性的、被選擇的團結互助的任務。這就是科技進程的指導原則：人工智慧讓我們更有效率或更彼此連結並不足夠；它還必須服務於建立一個普世的人類大家庭，享有共同的權利與義務，並使數位上的鄰近，成為相遇與彼此關懷的真實契機。

權力的文化

188. 在我們的時代，一種權力的文化正在抬頭——在這種文化中，資源的擁有與支配的能力，往往主導著議程與決策的準則。如此，人類的共同利益被推到幕後，而戰爭中各民族所經歷的具體悲劇，相對於戰略利益則淪為次要的考量。這種權力的文化滲入社會，改變人際關係與行為模式，並透過將戰爭常態化、追求越來越大的軍事力量、利用多邊主義的危機、以及助長一種堅稱「別無選擇」的虛假現實主義，而不斷壯大。

戰爭的常態化

189. 一九六五年，聖保祿六世在聯合國大會上強而有力地響起這樣的話語：「絕不再有戰爭，絕不再有戰爭！」¹⁷⁹我們必須承認，儘管有對和平的渴望與宣言，過去六十年仍被一連串令人震驚的殘酷衝突所標誌，常常大規模波及平民人口，導致無辜受害者的死亡、大規模的流離失所、社會的動盪以及長久難以癒合的創傷。然而，在公共論述中，曾普遍存在這樣的信念：戰爭應當是最後手段，須受到嚴格的倫理與法律限制，並始終以和平的政治願景為導向。承續一次大戰結束後的發展，二次大戰之後出現了一個轉捩點：和平被置於國際秩序的中心，這尤其見證於《聯合國憲章》——其宗旨是「拯救後世於戰禍」。¹⁸⁰同樣地，許多國家的憲法也將武力的使用限定於極端且嚴格界定的情況。即使在冷戰期間，儘管存在嚴重的衝突，仍保有這樣的意識：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一場新的世界大戰。

190. 然而，今日我們正目睹一場在公共論述與重整軍備決策上真正的典範轉移——戰爭作為國際政治工具的復興令人憂心，而過去曾限制其使用的倫理原則正遭到侵蝕。長期拖延的區域衝突、不斷升高的緊張情勢與相互威脅，幾乎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而那些原以為早已克服、由領土擴張野心所驅動的衝突形式，也正在重新浮現。輿論逐漸被兩極化的媒體敘事所形塑與制約——這些敘事往往被那些優先突顯衝突與對抗的演算法所放大。

191. 我們也目睹一種令人不安的歷史記憶的失落，因為大屠殺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的第一手見證者正在凋零。這導致了對過去的選擇性或扭曲的重寫，而其脈絡正是假新聞與敘事操弄遮蔽了所學得的教訓。若沒有對戰爭恐怖的活生生的記憶，政治決定就有可能僅僅基於權力而作出，毫不顧及其長遠的後果。

192. 對於這一切，媒體與數位向度更增添了新的、決定性的因素。傳播網絡、碎片化的資訊環境，以及獎勵衝突的演算法，能夠放大兩極對立與怨恨，加劇宣傳，並使共同的分辨更加困難。如此一來，戰爭不僅是被打的，也透過簡化的敘事、敵我二分的心態、不實資訊與恐懼，在文化上被制約。當歷史記憶消退，保護平民與最脆弱者的倫理原則被削弱時，將暴力合理化為必要、不可避免、甚至「乾淨化」的，就變得更加容易。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人類正在滑入一種暴力的權力的文化——在其中，和平不再呈現為一份有待承擔的責任，而僅僅是衝突之間脆弱的間歇。今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在不抹煞最嚴格意義下的自衛權的前提下，重申「正義戰爭」的理論——這一理論太常被用來合理化任何形式的戰爭——如今已過時。¹⁸¹人類擁有遠為有效且更具能力的工具來促進人類生命並化解衝突，如對話、外交與寬恕。武力、暴力與武器的使用，反映的是一種關係上的貧乏，總是給平民人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無限制的武力

193. 軍工複合體的擴張已成為當前政治版圖的決定性特徵，並在多國經濟中成為一個關鍵部門。經濟利益、軍事機構與政治決策之間的緊密連結，產生了一個「武裝的國家」——在其中，戰爭顯得猶如政治的自然延伸，而軍火市場則成為軍事決策背後一股自主的驅動力。我們也不能忽視戰爭背後龐大的經濟利益。軍火工業以及供應武器的國家，從一個正是靠衝突興旺的市場中獲利。在這層意義上，也存在著促使世界各地區緊張局勢加劇的金融利益。

194. 軍事武器庫正重新受到關注。過去，對於足以毀滅全人類的武器所構成威脅的認識，曾促成了和緩與裁軍談判的進程。不幸的是，這條路徑已被擱置，而核武庫的演變——包括其「戰術性」使用的可能性——使這類武器的動用看起來不再那麼遙不可及。在這樣的脈絡中，於二○二一年在七十多個國家支持下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條約》，是一項重要的進展。然而，由於主要核武強權尚未加入，該條約有可能淪為大致象徵性的存在。這已導致一種普遍卻錯誤的信念，認為核威懾是安全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這也助長了一場難以控制的新軍備競賽，並伴隨著核裁減協定的逐步崩解，以及「微型化」武器的研發——使其使用看似一個更為可行的選項。

195. 同樣的邏輯適用於傳統戰爭。軍事力量、軟弱的外交努力以及所涉利益的錯綜複雜，造成衝突傾向於曠日持久，並付出極高的人道與環境代價。發動一場戰爭遠比結束一場戰爭容易得多，然而有關預防衝突的討論卻悲劇性地被邊緣化。

196. 局勢因新型武裝行動者的出現而進一步動盪不安，例如聖戰組織、私人民兵和犯罪網絡——它們標誌著國家對武力使用之壟斷的終結。這些團體往往將模糊的意識形態動機與具體的經濟利益相互糾結，把戰爭轉變為整整數個世代的青年與兒童的「生活方式」。在此，目標不再是決定性的勝利，而是衝突的持續延長——將其作為權力與收入的來源。

武器與人工智慧

197. 上述情景與武器系統不斷的研發密切相關，特別是涉及人工智慧的武器系統。聖座最近指出，自主武器系統得以越來越輕易地部署，使得戰爭更為「可行」，且更少受到人類的控制。這違反了武力應僅作為合法自衛之最後手段的原則。¹⁸²為此，人工智慧在戰爭中的研發與使用，必須受到最嚴格的倫理約束，以保障對人的尊嚴與生命神聖性的尊重，並避免一場研發此類武器的競賽。¹⁸³

198. 有時人們會談及「人工道德行為者」，彷彿機器能比人類更一致地分辨是非。然而，道德判斷不能簡化為計算，因為它涉及良心、個人責任以及承認他人為位格。因此，將致命的或其他不可逆轉的決定託付給人工系統是不允許的。沒有任何演算法能使戰爭在道德上變得可接受。人工智慧無法消除衝突內在的非人性；事實上，它只能使衝突更迅速地發生，並使其更非個人化，降低訴諸暴力的門檻，將防禦轉化為威脅預測，從而使受害者淪為資料。如此，它將使我們習慣於這樣的想法：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只需要被優化。這並未削減一項重要工作——在我們所建造的人工系統中，盡可能地灌注價值與健全的判斷力，使它們能夠對一個道德生態系統有所貢獻——在這個生態系統中，人能更善於聆聽自己的良心，同時也讓人工智慧模型得以確立適切的界限。

199. 訴諸某種泛泛的倫理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具體的分辨準則。第一個此類準則涉及個人責任。當打擊的決定變得自動化或不透明時，推卸責任的風險便會增加。為此，責任的鏈條必須是可識別、可查核的；那些設計、訓練、授權與使用該科技的人，必須為其決定負責。第二個準則關乎作出判斷的道德時間。雖然人工智慧傾向於加速決策過程，但速度與效率絕不應成為戰爭脈絡下不可逆轉之決定的最高動因。第三個準則是對平民的識別與保護。任何使攻擊得以在看不見人臉的情況下進行的科技，都會降低衝突的道德門檻。目標選擇與武力使用，絕不可混淆作戰人員與非作戰人員，亦不可忽略對無防衛人口的衝擊。

200. 這些準則衍生出某些不容妥協的要求。首先，所有用於戰爭場景的系統，都必須保證能夠追溯與重建決策過程的可能性，使究責與咎責不至於坍塌為「機器的責任」。其次，使用致命武力的決定不能授權給不透明或自動化的程序，而必須維持在有效的、自我意識的、負責任的人類控制之下。最後，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共同的框架——也包括在國際層面——以遏止科技軍備競賽，並確保對平民及其生存所必需之基礎設施的有力保護。

多邊主義的危機

201. 權力的文化也源自多邊體系的危機。那些為了維護「全民共享之未來」與全球共同利益此一理念而設立的機構，似乎已遭到削弱。這不僅是由於結構上的侷限，也因為人們時常缺乏支持與改革它們、或承認其道德權威的共同意志。我們不僅未能進步，反而正從二十世紀那個重大的轉捩點上倒退。一九八九年之後，歐洲共產政權的瓦解隨之而來的是以經濟為主導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缺乏一個足以支撐對話與和平的適切政治框架。人們對市場能夠自動產生繁榮、民主與穩定的能力，懷有一種近乎盲目的信仰。事實上，全球化非但沒有自動地產生團結與和平，反而激起了基要主義、認同政治與民族主義式的反彈。其結果與真正的多邊主義相去甚遠；相反，所出現的是一種失序而充滿衝突的多極格局，瀰漫著普遍的不信任感。

202. 同樣再度浮現的，是那種藉由與敵人對立來鍛造集體認同的誘惑，並由各方都將自己描繪為有權復仇的受害者的敘事所助燃。將複雜議題簡化為「我優先」、「敵或友」、「我們或他們」這類膚淺的範疇，使得各種往往不負責任的決定變得容易，並侵蝕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信任。國際法的力量於是被「強權即公理」的主張所取代。因此，那些有權裁決國與國爭端、或審理戰爭罪行的法庭，往往遭到削弱或被繞過，對政治文化與社會凝聚力造成毀滅性的後果。¹⁸⁴

203. 在這樣的脈絡下，建設和平的工作被推到了次要的地位。發展合作、裁軍、衝突預防與相互信任的建立，以權力政治之名而遭到忽視。人道法的成就也正受到危害。事實上，回應侵略時的比例原則、保護取得水、糧食與基本物資的管道，以及尊重平民——尤其是兒童——的生命，竟被視為過去天真的遺物。

一種所謂的政治現實主義

204. 我們正處於一個重大的心靈與文化盲目的時代。一種虛假的實用主義催促我們切斷自己歷史的根，彷彿可以開啟一種與過去毫無關聯的「新創造」。即使是那些援引重要道德原則的人，也可能陷入這種歷史虛無主義，誤以為二十世紀的暴行絕不會再發生。然而事實上，同樣的動力正以新的面貌再度浮現。武裝平衡與威懾的心態似乎正在重新確立。然而，今日不同於冷戰時期的雙邊格局，行動者與戰場的擴散，使得這種心態變得越來越脆弱。不斷升級的衝突演變為非對稱的「混合式」戰爭——不僅在戰場上進行，也在經濟、金融與網路戰線上開打，假訊息與煽動人們恐懼的活動被用來操弄輿論。在許多國家——包括南方世界的國家——軍事支出的增加被呈現為面對不確定未來或威脅感知的唯一回應。與此同時，真正的代價卻落在最貧困的人身上，他們眼睜睜看著用於醫療、教育與社會服務的資源被削減。

205. 這些問題的核心，是一種虛假的現實主義——它不僅奠基於崇尚武力的主流心態，更奠基於一種文化與人類學上的信念，認為戰爭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據說，事情向來就是這樣，僅有偶爾的暫停，且將永遠如此！結果，所關切的不再是對和平的追尋——和平作為國際舞台上的參照點已然消失——而是何時與如何採取軍事行動。同樣的論調堅稱，不為衝突做準備將是不負責任的。然而，我要主張：真正不負責任的，乃是那種「現實政治」（Realpolitik），是這種政治「現實主義」——它在良心中、在社會中播下一種對戰爭不可避免性的順從態度，並將和平與對話貶為烏托邦或不理性的立場，視為忽視風險的天真主張。事實上，和平既非天真的希冀，也不僅僅是戰爭的缺席；相反，作為正義與愛德的果實，和平始終是可能的。

206. 在這樣的氛圍中，虛無主義與實用主義相互交織，最終使嚴重的錯誤變得常態化。宗教極端主義與認同政治式的狂熱，與非理性的經濟政策結盟，而政治則時常訴諸不實資訊與嘲弄對手，並有系統地培植恐懼與怨懟。如此一來，多元日益被視為一種威脅，從而助長佔有的慾望、支配的意志、稱霸的野心、權力的濫用，以及對異己的恐懼，由此造就了一種環境——新的衝突幾乎可以在不被察覺中滋長。¹⁸⁵

207. 由此可見，這正是新型戰爭——也許比過去的戰爭更為危險——得以滋生的肥沃土壤，因為它們傾向於無視一切倫理界限。曾經被視為不可接受的事，如今幾乎可以毫不遲疑地進行，而國際社會的回應也日益受到個別政府的利益所左右，而非取決於情勢的客觀嚴重性。如今的決定，似乎幾乎完全由經濟計算所驅動，透過媒體扭曲、被製造出來的熱情，以及不可避免地破滅的「夢想」加以合理化——這些夢想的破滅又進而產生挫折感與更多的暴力。當人們開始相信沒有任何事是真正真實的、原則只是空洞的言詞時，他們心中便已為新一波的不寬容與侵略點燃了引信。

208. 在這些情況下，預防未來暴力的具體保障措施，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當一種文化將衝突常態化並加以合理化時，一條危險的路徑便已開啟——今日看似不可想像的事，明日就可能以效用或安全之名而成為可接受的。在那些社會緊張嚴重的國家中，我們無法排除這樣的可能性：某些領導人可能將武裝衝突視為轉移國內問題注意力的有效手段，以及處理困境的犬儒工具。

209. 一份特別的責任落在從事研究工作者的肩上。這個領域的所有關鍵角色——科學家、企業主、投資人、學術權威、政治人物及其他人——都必須以透明而負責任的心態工作，同時對其所協助培育之科技進展（包括與人工智慧相關者）的更廣闊脈絡，保持敏銳的意識。當人們侷限於僅僅關注自身的領域時，他們可能自欺地以為自己所從事的是道德上中立的行為，並迴避有關引導某些實驗之終極目的的問題。如此，他們便冒著與某些可疑的計畫合作的風險——或許並不自知——從而助長新形式的暴力、操弄與支配。

建造愛的文明

210. 建造一個處於永恆衝突狀態的世界是一種惡，並且必須如其所是地被指名。如此描繪我們當前的處境或許看似黯淡或悲觀，但我認為這是必要的。然而，基督徒的觀點並不侷限於譴責惡。我們在被釘十字架且復活的主之光中看待歷史——天父已將「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瑪 28:18）賜給了祂。我們不視當下為命定的宿命，而是個人與群體歸化的契機。再者，我們相信天國的力量——這個天國由一粒微小如芥子的種子生長而出，一經播下便發芽生長（參閱：谷 4:26-32）。當混亂的喧囂環繞著我們時，良善仍從大地中默默地生長。正如先知依撒意亞的話語：「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即將出現，你們豈不知道嗎？」（依 43:19）。

211. 對歷史更深入的考察印證了這一點。即使在最幽暗的夜晚，主仍興起男男女女——他們拒絕放棄，堅持不懈地行善，保護脆弱者，並為和好開闢出路。聖人們、義人們以及那些常被遺忘的締造和平者的記憶，向我們表明：恩寵不會神奇地消除衝突，但它激發出對惡的積極抵抗，以及在行善方面令人驚嘆的創造力。基督徒看見黑暗並如實認識它，然而他們並不僅僅消極地凝視黑暗，因為他們認識光，並明白黑暗並未勝過光，也無法戰勝光（參閱：若 1:5）。為此，即使在痛苦似乎擁有最終發言權之時，基督徒仍服侍善，並由賦予現實意義與方向的神學性望德所支撐。

我們每個人都能盡一份心力

212. 然而在這一點上，可能會浮現一種微妙的誘惑，即認為問題太大而我們太小，因此我們的選擇不會帶來改變。這是一種有禮的順從形式，常常以現實主義為偽裝。當然，並非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改變力量。有人治理國家，有人作投資決定、領導機構、從事研究、擔任教育者、生產或提供資訊，而另外一些人則似乎只是過著日常生活。然而，沒有任何人能免於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行動領域，而正是在那裡——而非其他任何地方——我們必須選擇：是助長武力的心態（哪怕只是透過冷漠、犬儒、謊言或仇恨），抑或保存和平的心態（以真理、節制、親近與關懷）。

213. 二十世紀天主教作家托爾金（J.R.R. Tolkien），藉著他小說中一位主人翁的話語，如此描繪我們的責任：「掌控世界一切的潮流並非我們的本分；但盡我們所能去拯助我們所身處的時代，剷除我們所知田地中的惡，好讓後人能有一片潔淨的土地可以耕種。」¹⁸⁶愛的文明不會從某一單一或壯觀的行動中產生，而是從那些細小卻堅定不移的忠信舉動之總和中興起——這些舉動正是抵擋非人化的堡壘。為此，我們值得停下來省思——我們每一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如何能在建造愛的文明上彼此合作。我並不打算窮盡這個主題，但我想提出五條通往日常與公共責任的道路：解除話語的武裝之必要、以正義締造和平、採納受害者的視角、培養健全的現實主義，以及重啟對話與多邊主義。

解除話語的武裝之必要

214. 我們對更具人性的文明所能作出的第一項貢獻，就是留意我們所說的話。「讓我們解除話語的武裝，就會幫助我們解除世界的武裝。」¹⁸⁷話語擁有巨大的力量，這是我們在日常互動中所體驗到的；舉例來說，話語可以讓我們的心情轉好或變壞。「和平始於我們每一個人：在我們看待他人、聆聽他人與談論他人的方式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溝通的方式至關重要：我們必須對話語與圖像的戰爭說『不』，必須拒絕戰爭的典範。」¹⁸⁸因此，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就我們所使用的話語、所抱持的偏見，以及隱含或明顯地藏於其中的侵略性，捫心自問。每當我們說真話、提供智慧的勸告、支持需要安慰者、揭發不義、為無聲者發聲時，我們都擁有一個真實的機會為共同利益作出貢獻。

以正義締造和平

215. 我們所有人，在每一個層面上，都能為和平的根基——也就是正義——的建造作出貢獻。我們並非僅僅追求任何一種和平——例如不惜代價而換來的衝突缺席——而是追求從正義所誕生的真正和平。「個人的正義與眾人的和平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聯。」¹⁸⁹在註解聖詠「正義與和平互相親吻」（詠 84:11）這一節時，聖奧斯定寫道：「沒有人會逃避對和平的渴望，然而並非每個人都願意實行正義……但要踐行正義的工作，謹記正義與和平彼此擁抱；它們並非相互對立。你為何要與正義作對？例如，正義在這裡告訴你不要偷盜，你卻不在意；不要犯姦淫，你卻充耳不聞；不要對他人做你不願人對你做的事；不要在背後說你的近人那種你不願人說你的話……那麼你想要獲得和平嗎？那就去實行正義！」¹⁹⁰讓我們永不要厭倦於尋求正義！

採納受害者的視角

216. 有些時候，為了仍保有人性，我們必須擱置自己的保留，而選擇站出來。在某些衝突中，保持中立是不義的，僅僅聲稱自己沒有同謀也是不夠的。¹⁹¹當我們目睹平民遭到轟炸，醫院、學校或維生基礎設施遭到攻擊，以及波及兒童的暴力時，我們所面對的是創傷人性自身的醜事。為此，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抽象分析的層面。教宗方濟各鼓勵我們去「觸摸受傷的肉軀」¹⁹²，即那些受苦者的肉軀，注視他們的面容，聆聽他們的故事，並承認他們的傷口。痛苦的事件既需要歷史，也需要記憶——前者用以陳述事實，後者用以見證所經歷的種種。

217. 透過傳播與教育為受害者的視角和聲音提供空間，能幫助我們意識到戰爭——以及一般而言一切形式的暴力——內在的惡之深淵。這幫助我們拒絕將衝突常態化；在人的尊嚴遭到踐踏時不轉身離去；以及將被認可與被聆聽的尊嚴歸還給受害者。¹⁹³關注這些聲音強化了一個信念：除了暴力的少數人之外，人類並不渴望戰爭。教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可以成為受害者活生生的記憶之所。正如聖保祿六世所提醒的，教會感到她必須將過去戰爭中亡者的聲音以及今日仍背負傷痕之生者的聲音，視為自己的聲音，好使他們的哭聲成為對和平與和睦的呼籲，而非新衝突的序曲。¹⁹⁴

培養健全的現實主義

218. 我們需要一種健全的現實主義，既避免政治理想主義，也避免犬儒主義。有一種理想主義——為了保全自身的世界觀——傾向於選擇性地揀取事實，並加以扭曲與重新命名。其支持者最終棲居於一個為配合自身信念而打造出來的現實裡。反過來說，也存在一種墮落的現實主義，將觀察與順從相混淆，辯稱既然武力佔上風，它就永遠會佔上風。真正的現實主義不會放棄改變世界；事實上，它正是從清楚地辨識利益、恐懼、限制與權力動態出發，正是為了確定什麼是可以達成的，以及達成它需要採取的措施。它不會把政治化約為道德；它也不向暴力屈服。相反，它尋求可行的道路，透過可信賴的機構、可查核的保證、耐心的協商、衝突的預防與對平民的保護，使和平不再僅僅是一個空話。

重啟對話

219. 為了建造愛的文明，我們必須進行對話，因為這是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共存的首要方式，也是公開衝突的替代方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比約十二世曾申明：以和平，沒有什麼會失去；但以戰爭，一切都可能失去。他堅持人們必須回到彼此交談，因為真誠且持之以恆的對話始終會開啟一條光榮解決之道的可能。¹⁹⁵

220. 事實上，對話是人類生活中尋常的一部分，並不僅僅關乎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它意味著養成一種態度，去鍛造建立在聆聽、開放的姿態、為彼此挪出時間、甚至一同「浪費」時間之上的兄弟情誼。因為如果我們能與他人——與那些不同者、陌生人和移民——有真實的相遇，那麼連設想戰爭也將變得困難得多。

221. 在政治層面，迫切需要從「權力的文化」轉向真正的「協商的文化」，使對話與外交成為解決衝突的常規方式。喬治・拉皮拉（Giorgio La Pira）表達了這樣的盼望：「願戰爭的方法被和平的方法所取代：談判的方法、相遇的方法、會合的方法——也就是真正人性化的方法！」¹⁹⁶意識到所有民族共享一個共同的未來，要求「協商的文化」成為一個越來越被共享的政治與文化承諾，能夠逐步將人類引離暴力的循環。

222. 對於那些擁有治理之榮譽與責任者，我想重複我在牧職之初所說的話：「世界各民族渴望和平，我衷心向他們的領袖呼籲：讓我們相見、讓我們交談、讓我們協商！戰爭從不是不可避免的。武器能夠也必須沉默，因為它們無法解決問題，只會增添問題。創造歷史的是締造和平者，而非播種苦難者。我們的近人首先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同為人的同胞；不是該被仇恨的罪犯，而是我們能與之交談的其他男女。讓我們拒絕那種典型的暴力心態所衍生的摩尼教式觀念——這種觀念將世界劃分為善人與惡人。」¹⁹⁷

223. 在拒絕暴力心態的同時，宗教間對話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因為各大屬靈道路的核心都蘊含著和平的訊息。¹⁹⁸反之，那些以天主之名為恐怖主義、暴力或戰爭背書的人，背叛了祂的真正本性，因為以宗教之名而戰，就意味著攻擊宗教本身。¹⁹⁹由聖若望保祿二世所喚起、並由教宗方濟各所承續的「亞西西精神」——例如，透過他與愛資哈爾大伊瑪目的對話——表明信徒可以從各自屬靈傳統最真切的源頭中汲取力量，在那裡沒有任何「神聖化的仇恨」的容身之處。

外交與多邊主義之必要

224. 在國際關係中，對話是預防衝突與重建信任紐帶不可取代的外交工具。面對我們這個時代衝動的廣播、侵略性的言辭與權力政治，「外交的使命是與所有各方促進對話，包括那些被認為不那麼『方便』或被認為不具協商正當性的對話者。」²⁰⁰因此，每一分謙卑與耐心都應被用上，以滋養衝突各方之間哪怕最微弱的善意跡象，從而推進和平的進程。

225. 網路空間也已成為戰場。網路攻擊、資料操弄與在人工智慧協助下進行的影響力行動，能夠在公開武裝衝突爆發之前，就動搖整個國家。再者，在這一領域，責任歸屬往往不明朗。當不清楚誰實施了攻擊時，過度反應、誤判與升級的風險便會升高。為此，外交必須能夠在這個新環境中有效運作，協商有關數位科技使用的共同規範，以保護平民與最脆弱者免遭那些「隱形」卻真實的暴力形式之害。

226. 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是促進愛的文明不可或缺的工具，因為它們能夠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對話，並推動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各民族的整體發展、最脆弱者的保護、裁軍以及對受造界的照顧。透過這些努力，國際社會能夠致力於減少不平等、捍衛難民與少數族群的權利、將資源從軍費支出重新配置到人類發展，並守護我們的共同家園。聖座支持並陪伴這些努力，同時也認知到聯合國與國際政治體系當前的脆弱性顯示出深刻改革的必要。這不僅僅是技術調整的問題，因為信念與價值的危機——這場危機也關涉到各國的倫理基礎——使得將多邊主義導向真正的共同利益變得更加困難。²⁰¹

227. 在國際脈絡中，聖座的外交將福音的慈悲原則作為政治行動的具體準則。這是聖座置身於服務人類的方式之一，從而以愛德與真理之名訴諸良心，捍衛每一個人的尊嚴，並為窮人、移民與戰爭受害者發聲。如此，教宗外交體現出教會的大公性，並對愛的文明的建造作出貢獻——在那裡，連新的科技都可以被導向共同利益。

祈禱與盼望

228. 這些行使責任的途徑由祈禱所支撐，反過來也滋養著祈禱。事實上，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和平首先「來自天主，那無條件愛我們眾人的天主」。²⁰²這是耶穌在復活節那一天賜給祂門徒的禮物：「願你們平安！這是復活之主的平安。一個未武裝且解除武裝的平安，一個謙卑而堅毅的平安。」²⁰³我在當選伯多祿之座的那一天，正是以這些話語問候教會與世界。我願意現在再次重複它們，並邀請每一個人為這份禮物祈禱。讓我們永不要厭倦於為和平祈禱，並承諾在我們的關係中和社會中實現和平。

結論

229. 「每個人應該注意怎樣在上面建築」（格前 3:10）。聖保祿宗徒以這番話勉勵格林多的基督徒保持合一。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已一同省思我們正在建造的這個世界，並捫心自問：在人工智慧的時代，守護「人」這個位格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這份反思的尾聲，我願意提出一份雖樸實卻嚴肅的基督徒生活方案，好讓我們能夠在福音之光中，航行於這個時代的鉅變。這條道路浮現於以下幾個維度：默觀天主的計畫、藉著共領聖體而活出教會的合一、建設一個以共同利益為中心的世界，並與童貞聖母瑪利亞同心祈禱。

道成了肉身

230. 我們的世界充斥著奪取市場與勢力範圍的各種嘗試，這些嘗試往往披著令人安心的修辭與誘人的意識形態。然而，我們的心卻渴望另一種智慧而仁慈的途徑，正如瑪利亞在《聖母讚主曲》中所讚頌的——她宣告：天主的仁慈世世代代加於敬畏祂的人。²⁰⁴這份仁慈的計畫，今日仍持續展開於歷史之中，即使在演算法與全球網路所帶來的快速且令人不安的變動之中亦然；而它在數位時代成為我們依福音生活的指南針。

231. 一切的核心，是降生奧蹟——道成了肉身，居住在我們中間。聖子那貧窮而脆弱的肉身，喚起我們對眾多被剝奪尊嚴、被迫沉默的弟兄姊妹的肉身的記憶。²⁰⁵藉著上主的親近臨在，平安的恩賜以一種弔詭的方式進入世界。它藉著「使我們成為天主子女」的能力而臨在，並在我們容許自己被小孩子的眼淚、年長者的脆弱、受害者的沉默、以及那些奮力對抗自己不願犯下之惡的人們所感動時被喚醒。²⁰⁶在這受傷卻被深愛的肉身中，天父向我們顯示出真正的人性——一個透過開放與共融而得以圓滿的生命；而這引領我們渴望「祂的旨意承行於地，如於天上」。²⁰⁷

232. 在超人類主義與某些後人類主義思潮的承諾中——它們追求一種被強化、幾近脫離肉身的人類——我們認出一種令我們關切的渴望，那就是對更充實的生命、對較少受限制與痛苦的渴求。然而，降生奧蹟卻開啟了另一條道路。一方面，新舊各種意識形態都在催促人類藉由科技克服限制，並藉由宣示支配地位來凌駕他人。但與此相反，「天主聖子進入我們人性處境」這項奧蹟所許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事。永生的天主屈尊降臨於我們的歷史之中，為的是把我們從一切形式的奴役中解救出來。²⁰⁸祂承擔我們的軟弱，並將之轉化為救恩的場域。沒有任何一個時刻、任何一種人性處境，不配為天主所眷顧。「按照我們信仰的教導，我們在自己的奧蹟中擁有並朝拜：一位誕生於馬槽的天主，一位生活並行走於猶太地區的天主，一位死在十字架上的天主，一位被安置於墳墓中的死去的天主。」²⁰⁹因此，人類的未來，其衡量的尺度在於：能否接納這種「神聖的親近方式」——分擔世界的重擔，並從內部轉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啊，何等奇妙⋯⋯人就是天主，而這位「天主而人者」走過所有這些階段，承受所有這些境遇，並在祂自己內把它們提升、聖化、神化！」²¹⁰拯救人類的，正是那降臨於我們歷史最脆弱之處、並從內部更新它的神聖之愛。

233. 為此，作為信徒中的一位信徒，我邀請每一個人去默觀那位天主聖子的面容，從中看見人性的偉大——這份偉大也照亮了 AI 的時代。在基督內，我們蒙召合作於創造的工程，而非冷漠地旁觀那些限制我們自由與責任的科技進程。²¹¹聖神鐫刻於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尊嚴，也彰顯在我們批判性反思、自由抉擇、自由去愛、以及建立真實關係的能力中。任何運算系統，無論多麼精密，都無法創造出一顆能將自己交付出去的心，或一個能分辨善惡的良心。即便機器在效率上出類拔萃，那張渴求被凝視的人類面容仍是我們歷史的中心。這張人類的面容，正是歷史所朝向的圓滿。這就是「萬有歸於元首」的奧蹟：天父已決意要使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歸於基督這唯一的元首（參閱：弗 1:10）。在這計畫中，凡是真正屬於人的事物，沒有一樣會喪失。事實上，一切都將被淨化、並被合一於這位「太一」之內——祂將生命的每一個片段、每一滴眼淚、每一項真正屬於人性的成就，都聚攏起來，把它們從虛無中拯救出來，並以已得救贖的姿態，交付給天父。

在基督內合而為一

234. 我們所需要的靈修，是一種「感恩聖事的靈修」，亦即一種「在愛中活出教會合一」的靈修。降生奧蹟與逾越奧蹟啟示出：天主進入我們的人性處境，並藉著自我的贈與而轉化它。這份贈與，在感恩聖事中持續地臨在並活躍——上主在其中將自己交付出來，並把教會聚集起來，使祂的奉獻成為合一的原則與新生命的泉源。基督徒的團結互助也正是由這份共融湧出的，因為「與基督的結合，同時也是與所有祂自我贈與的對象之結合。」²¹²誠如聖奧斯定向他地方教會的新教友所解釋的：祭台上的餅與酒，是信友們在基督內合一的聖事——「眼睛所見只是一個有形的相似；所掌握的卻結出屬靈的果實。所以，如果你想要明白何謂基督的身體，請聽宗徒保祿向信友所說的：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格前 12:27）。如果你們是基督的身體與肢體，那麼擺在主的祭台上的，就是你們的聖事；你們所領的，也就是你們的聖事。你們回答『阿們』，藉著這樣回答，你們予以同意。因為你們聽到『基督的身體』這句話，就回答『阿們』。那麼就請成為基督身體的肢體，使你們的『阿們』成為真實的吧！」²¹³

235. 我們在禮儀中所說的「阿們」、我們所吃的「身體」、我們所喝的「血」，塑造著我們的整個生命。感恩聖事「是與主一場極為個人化的相遇，但同時絕非單純的個人虔誠行動」。²¹⁴在感恩聖事中，我們看見一個有形的彰顯：我們「是基督的教會，是祂的肢體，是祂的身體。我們在祂內彼此是兄弟姊妹。在基督內，我們雖眾多而多元，卻是一個整體：In Illo uno unum（在那一位內合而為一）。」²¹⁵感恩聖事使我們敞開心懷，走向正義與分享，並對那些因貧窮或邊緣化而背負重擔的人懷有優先的關懷。當新的經濟與科技網絡可能造成排斥、孤立與依附時，受感恩聖事所滋養的教會則蒙召去彰顯一種不同的典範——一種保存人際連結、為「無形者」發聲、並確保所有進程皆以尊重人的尊嚴為目標的典範。

我們時代的建設工地

236. 我所願意推薦的靈修，是「智慧建築師」的靈修——這位建築師受天主之國的希望所驅策，全力以赴地為共同利益而建設這個世界（參閱：格前 3:10）。正如我在這份反思的開頭所提及的，²¹⁶我們這個時代的建造工作，必須將「我們與天主的關係」置於核心。我們的準則，必須是把人性的限制當作一個自然而正面的事實來接納，並且應以「共同承擔的責任」與「以福音為標記的語言」為其特質。在這份反思的尾聲，那「愛的文明」的計畫如今更為清晰可見，而建設工地似乎已經運轉起來——這尤其要歸功於那許多牢牢結合於房角石基督的「活石」（參閱：伯前 2:4-6）。在這項任務中，我們蒙召承擔起一個主動的角色，而不是躲進屬靈的多愁善感裡，或退縮回自己的小天地中。我們必須忠於真理，投入教育，培育關係，並熱愛正義與和平。

237. 讓我們忠於真理！生活在資訊、意見與圖像川流不息的洪流之中，我們深知：愈來愈精密的演算法，能夠多麼輕易地左右我們的決定與偏好。²¹⁷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必須培育出熱愛真理的心——這顆心即使面對最具吸引力的內容，仍偏愛正當之事，並追求智慧而非眼前的成效。我們必須時時將「關於天主與人的真理」放在自己眼前，正如基督向我們所啟示的那樣。我們必須擱置那種把人視為「可以按照個人或集體的自私利益隨意形塑之純物質」的個人主義與技術主義人觀。²¹⁸反之，讓我們培育一種教宗方濟各所稱的「處境化的人類中心觀」（situated anthropocentrism）²¹⁹——這種人觀承認：人是一個被嵌入於「與其他生命、與整個受造界的關係網絡」之中的受造物。忠於真理，要求我們把科技所提供的可能性，整合進一個以智慧為標記的框架中——這份智慧能同時守護每一個人的尊嚴與我們共同家園的未來。

238. 讓我們投入教育——從我們自身開始！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學習如何以「合乎人性的方式」與數位世界互動，將其視為「在信仰中受教育」與「按福音生活」這一整體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實上，我們必須把數位世界視為一塊有待福傳的新大陸，這塊大陸需要那些信仰成熟而慷慨的傳教士。特別地，我們需要成年人重新發現自己作為「教育工匠」的聖召，準備好每天耐心地工作，並有廣泛而共享的教育合作夥伴的支持。今日，陪伴兒童與青少年以「能發展負責任的關係」的方式使用科技，協助他們辨識其中的風險、揀選那些能滋養內在自由的事物——這正是愛德的具體形式，並將守護他們的尊嚴。教導新世代「科技的演進並非沿著一條既定的軌道，而是能由個人與集體的責任加以引導」，乃是對共同利益最寶貴的服務之一。

239. 讓我們培育關係！在一個崇尚速度與碎片化的時代，人這個位格仍舊渴望從專注的心、溫柔的話語、能傳達溫情的雙手，那裡領受照顧與被認可。數位文化倍增了連結，並提供了新的互動機會；然而，人的心仍懷有一份不可放棄的需要——對真實的親近的渴求。我向眾人發出邀請：請珍視那些「肉身臨在仍然關鍵」的地方與時刻——例如共享一頓飯、基督徒團體的聚會、陪伴孤獨者的時光、為窮人服務的當下。這些都是一個「仍然相信每個人的身體都是天主的居所、聖神的宮殿」的人性的記號。正是這份「光榮與脆弱之間的盟約」，成為我們衡量當代文化所提供的各種人觀模式的判準。

240. 讓我們熱愛正義與和平！同樣的科技，既能促進溝通與資源的取得，也可能支撐起剝削最脆弱者的模式、創造出新形式的奴役、並從衝突中牟利。每一項技術或經濟的抉擇，都應該包含屬靈的分辨，並應成為一個機會，用來檢視 AI 的種種進展究竟是在促進正義與參與，還是在把財富與權力集中到少數菁英的手中。我願意鼓勵眾人仔細審視：數位生產的供應鏈、隱藏在我們設備背後的勞動條件、以及那些藉由操弄與戰爭牟利的機制。同時，我們也必須找出促進公平、參與，以及照顧受造界的具體途徑。我們宣告一個希望，這希望植根於那位「從天降下，為在塵世間造就一段嶄新故事」的祂。為此，凡是相信的人，都應致力於確保：更大的正義將取代不平等，而「戰爭的產業」將被「和平的工藝」所取代。²²⁰

241. 當我們展望未來時，我願意重新喚起厄下尼希米的形象——我們在本通諭開頭便揀選他作為我們的同伴與嚮導。尼希米傾聽了一座被摧殘的城市的哀號，把那份痛苦帶到祈禱中，在天主面前作出分辨，請求援助，獲准歸返，組織工作，迎戰內外的阻力，並借助百姓的協助，一磚一瓦地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牆。在這個數位轉型的時代，我從他身上看到我們自身聖召的一個鮮明寓意：我們的聖召並非充當社會與文化裂痕的被動旁觀者，也非僅僅作為崩塌中事物的評論員，而是準備好走進歷史的建設工地——研究實驗室、科技公司、學校、媒體、機構與地方共同體——以便重建那已坍塌的，並保護那受威脅的男男女女。如同尼希米，我們也蒙召把聆聽與勇氣、祈禱與責任結合起來，好讓即使在科技至上的心態或黨派利益看似主導的時刻，這座屬於人的城市，仍能成為一個更適宜居住的所在。

242. 重建耶路撒冷的圖像，喚起新約所許諾的聖城——這座聖城首先被賜予我們，正是作為一份禮物。在《默示錄》中，新耶路撒冷如同一份恩賜降下，賜給天主的全體子民，「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默 21:2）。耶路撒冷的城牆，不再是防禦的堡壘，而是羔羊新娘的珍貴裝飾。那些尼希米曾如此盡心看守的城門，如今則永遠向萬民敞開。天主的臨在，向眾人提供光明與生命。這座城是一座新的伊甸園，其中的活水賜給渴者，而其中的生命樹的葉子「醫好萬民」（默 22:2）。在我們等候這願景的成就之時，這個願景也被擺在我們面前，作為一份鼓勵——一聲呼喚，邀請我們克服彼此的分裂，攜手合作——因為這正是耶穌基督的道路：昨日、今日，並直到永遠。

希望之歌：《聖母讚主曲》

243. 在我們默觀了「信德」——它默觀著天父慈愛的計畫；「愛德」——它把我們合一於同一個教會的身體；以及「望德」——它支撐著我們在世上的行動之後，這份基督徒生活方案的第四個支柱，便是「祈禱」。瑪利亞的歌伴隨著我們的承擔。在依撒伯爾向她宣告她已成為主的母親之際，瑪利亞便迸發出一首讚美與喜樂的詩歌。她的靈魂頌揚上主，她的精神在天主——她的救主——內歡躍，因為祂揀選了一位年輕、貧窮、卑微的少女進入祂的救恩計畫。瑪利亞於剎那間透過這份啟示的稜鏡，看見了整段歷史。她周遭並無任何改變；她那個時代的社會與政治處境依然如故。羅馬人仍然控制著她的土地，她的人民仍然受到征服與羞辱。然而，她內在卻一切都已改變，而這使她得以看見那不可見的事。天主已經以祂手臂施展了大能；祂已經驅散了心高氣傲的人，從高位上推下了權勢者，舉揚了卑微者，以美物飽飫了飢餓者，並打發富有者空手而歸。祂已經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天主「站在卑微者一邊。祂的計畫往往隱藏在『心高氣傲者、權勢者與富有者』看似得勝的人類事件那混沌的脈絡之下。然而，祂那隱藏的力量，終究注定要被彰顯出來。」²²¹

244. 童貞聖母瑪利亞不僅教導我們去認出天主那不可見的工程，更引導我們的目光投向「那些人性破碎、世界扭曲的點：謙卑者與權勢者、貧者與富者、飽飫者與飢餓者之間的對比」，教導我們「從一個較低的位置去看這個世界——透過受苦者的眼睛，而非權勢者的眼睛；從小者的眼光去觀看歷史，而不是從強者的視角；以寡婦、孤兒、外鄉人、受傷的孩子、流亡者與逃亡者的觀點去詮釋歷史事件。」²²²童貞聖母由此成為「救贖的詩人與先知」，因為在她口中宣告了「人類所曾發出過的、最強而有力、最具創新性的詩歌——《聖母讚主曲》；正是她揭示了基督徒經濟學那轉化性的願景，那從歷史與社會所結出的果實，至今仍從基督信仰中汲取其源頭與力量。」²²³

245. 願我們懷著與瑪利亞同樣的信德，在我們的世界中成為「希望的編織者」，分享我們的所是與所有，好讓耶穌的臨在能在我們中間生長，並讓祂的國度成形。在日常生活那卑微的忠信中，即便是 AI 的時代，也可以成為一個聖神在我們生命中開展「愛的文明」的時刻。事實上，上主持續地革新萬有，並向每一個時代提供「在降生奧蹟之光中參與救恩史」的可能性。我把我們的渴望託付給基督之母，託付給那位《聖母讚主曲》的女子，願她引導我們在這個變遷的時代邁出步伐，並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保守住對福音的真信德，好讓我們能為「人性的偉大」作見證——天主已在這人性中安頓了祂的居所。

頒給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2026 年 5 月 15 日，本人在位第二年。

良十四世，教宗

英文原文

完整英文原文請參閱梵蒂岡官方網站：

🔗 Encyclical Letter Magnifica Humanitas of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15 May 2026)

章節結構

• INTRODUCTION
  • The res novae of our time
  • Two biblical images
  • Building for the common good
  • Remaining human
• CHAPTER ONE — A Dynamic Approach Faithful to the Gospel
• CHAPTER TWO — Foundations and Principles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 CHAPTER THREE — Technology and Dominance. The Grandeur of Humanity in Light of the Promises of AI
• CHAPTER FOUR — Safeguarding Humanity at a Time of Transformation. Truth, Work, Freedom
• CHAPTER FIVE —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Love
• CONCLUSION

翻譯說明

本翻譯僅供參考，由科技立委葛如鈞辦公室與小龍蝦（LittleLobster）共同協力產出，為的是讓不諳英文的繁體中文讀者得以盡早接觸到這份重要文件的內容。

目前狀態：

• 梵蒂岡官方繁體中文版尚未發布
• 本譯本參照教廷既有翻譯傳統（如《願祢受讚頌》《眾位弟兄》《福音的喜樂》等先例的用語）
• 一旦官方繁體中文版發布，我們會立即用官方版本取代本譯本
• 若讀者發現本譯本有翻譯不適切或誤譯之處，敬請來信告知，我們會盡快修正

註腳

這篇文章是我從 2023 年走到 2026 年的一個心得轉折，剛好與良十四世通諭的時間點重合。AI 的時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開，而我們每一個人——無論是工程師、立委、教宗、還是養著一隻小龍蝦的科技阿宅——都被迫站在這個十字路口。願這份文件，能成為我們同行的一段腳步。

🦞 — 葛如鈞（寶博士）·2026 年 5 月 27 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