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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據為王的數位時代，人類的個人資料、行為模式、社交足跡與圖譜等「數據資產」（Data Assets），已然成為驅動平台成長、AI 訓練與精準廣告的重要資源，構成平台競爭力與商業價值之核心基礎。然對於使用者而言，此等資料同時亦為進行「數位遷徙」（Digital Migration）時，所期待得以攜帶、延續之關鍵資本。
為回應上述議題，歐盟、美國相繼提出法案，試圖改變「平台享有數據資產所有權」之現行架構，包括提供數據與否的選擇權、提取並轉移數據的請求權。然此種設計無非係將使用者與平台定位為利益衝突之兩造；實則，雙方本並非零和遊戲的博弈雙方，若透過制度設計加以調和，使雙方各取所需，未必不能在保障用戶權利之同時，促進平台之發展與創新，進而最大化雙方之整體獲益。
「資料可攜」與「數位遷徙」新法潮
2025 年，美國猶他州（Utah）通過《數位選擇法案》（Digital Choice Act, HB 418），明確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提供使用者全面之「資料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尤有進者，該法案將「社交圖譜」（social graph）、連結（connection）與互動（interaction）等，一併納入可攜之「個人資料」範疇。使用者不僅得以取得完整之個人資料，更可進一步將其轉移至其他平台，平台遂不得再以封閉生態系統將使用者鎖定於其服務中，而用戶則享有對自身數據之控制與遷移權。
數據資產已成為數位時代的核心資源（圖片來源：Unsplash）
相較之下，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固已賦予使用者資料存取與下載之權利，後續《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更基於市場公平競爭之考量，要求「數位平台守門人」（Digital Platform Gatekeeper，包括 Meta、Apple、Google 等）即時提供個人資料之可攜格式，以俾轉移至其他平台。惟猶他州法案乃明確聚焦於社群媒體平台（Social Media Service，如 X、Instagram、Facebook、TikTok 等），同時強調社交圖譜之可攜性，直接回應使用者數位遷徙之需求。
數據即資本，亦即勞務？
人類數據乃平台與 AI 模型訓練之核心素材與學習資源。平台透過分析使用者之個人資料、社交圖譜與行為模式，提供更為精準之內容推送與廣告投放，藉此提升用戶黏著度，並在服務費之外，透過廣告與數據應用取得收益。換言之，當今如 Meta、Google 等大型平台之發展，實際上乃由人類長期使用所累積之巨量數據所澆灌而成。
個人資料、人際互動、社交足跡等，不僅應是使用者得以「打包帶走」之隨身行李，更可被視為一種具累積性與延續性的「數據投資」。當使用者選擇提供資料，並同意平台將其用於模型訓練或服務優化時，平台即應就該等數據勞務給予相應回饋。然而，在現行平台架構中，平台方往往「理所當然」地蒐集、利用並分析使用者的個人資料、社交足跡、情緒與偏好，復以「提高用戶體驗」為名加以合理化，致使用者淪為無給薪之「數位勞工」（digital labour）。
數據共生：雙向選擇與利益平衡
自《數位市場法》著眼於市場公平競爭，到《數位選擇法案》進一步強調用戶主權，數據資產之歸屬與控制方式已然受到重新檢視。申言之，數據係由使用者行「數據勞務」所產生，平台據此進行分析與學習，使用者因而享受更為客製化、最佳化之服務體驗，而平台亦得藉此獲利；雙方實質上乃彼此依存、互蒙其利之共生關係。是以，除單方面要求平台提供使用者「攜碼跳槽」之權利外，若能進一步建構並保障雙方在「數據共生」關係中的制度性平衡，或更能回應實務與市場運作之現實需求。
具體而言，若通過制度設計，讓使用者的數位勞動得以轉化為可回收之付出，例如由平台為使用者即時整理、提取其所需資料，甚至支援其轉移或擴散至第三方平台等數位遷徙輔助，將有助於讓數位資產同時滿足平台與使用者之需求。蓋使用者與平台本質上乃雙向選擇、相輔相成之協作關係，單方面之強制規範與施壓，不僅可能引發企業反彈，更難以協助促成數位勞務之價值化。
數位民主的雙重自由：從退出權到參與權
更進一步而言，數位民主不應止步於「自由退出」（Free to Opt-out）的權利，更在於使用者是否能在選擇留下之際，對長期數據耕耘所創造之價值，獲得合理且可預期之回饋，以實質保障其「自由參與」（Free to Opt-in）之利益。舉例言之，平台可透過制度設計，將使用者長期數據貢獻轉化為服務層級、功能權限或其他使用上之回饋，使其勞務結晶得以替代部分使用成本，進而在不犧牲創新誘因的前提下，兼顧數位平權並降低因經濟條件所致之數位落差。
在我國法制架構下，《人工智慧基本法》已明文揭示兼顧技術發展與數位平權、降低數位落差等重要立法方向，是政策制定不應為促進平台發展而犧牲使用者權利，亦不宜片面將數據視為消費者之私人財產、全面倒向用戶福利，而應形塑一能令使用者與平台雙方利益同時最大化之合作架構。就此，或可考慮之規範方向包括：
可能的規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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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勞動之即時回饋機制：平台對於使用者之數據提供應給予回饋，如即時之資料整理、提取與轉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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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數位勞動之保障制度：對於長期提供數據並參與平台生態之用戶，平台得以升級服務層級、開放進階功能權限等方式，回應其累積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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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透明與知情同意：在使用者同意提供資料前，平台應使其充分理解資料之蒐集方法、使用目的與可能風險，作為數據勞務得以成立之前提。
從對抗走向共生
猶他州《數位選擇法案》預計將於 2026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其實際成效、企業與用戶之反饋仍有待觀察。然企業與用戶並非零和關係之敵對存在，制度設計苟僅停留於對抗框架，恐難以回應數位經濟之複雜現實；反之，若能從共生與合作之視角出發，使平台因數據而優化服務，同時賦予用戶控制、選擇、轉移與回饋之權利，保障其無論是離開的「權」抑或是留下的「益」，或更具前瞻性，且更合於真正的「數位民主」。
數據資產之價值亦不宜被簡化為封裝並交還資料所有權，而應著眼於建構一種使數據勞務有價、且由雙方共享成果之數位社會契約，讓使用者自「無給薪數位勞工」轉變為「數據投資與共享回報之共同利害關係人」，進而形塑一雙向選擇、互利共生之數據生態。